第260章 什么叫做高下立判啊？

    第260章 什么叫做高下立判啊？
    原来，自从刘培文前年获得龚古尔文学奖之后，通过报纸、电视媒体的传播以及刘培文一系列作品在法兰西的畅销，法兰西逐渐掀起了一股对於中国作家的关注热潮。
    这股热潮从《放牛班的春天》去年发行后愈加浓烈，考虑到今年刘培文编剧的《情人》还將登陆法兰西影坛，法兰西文化部门觉得这是个趁机拉近两国关係的好时机，於是乎在今年五月末到六月初，他们特別邀请了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12人前往访问。
    为了配合这次文化交流活动，法兰西同时邀请了正在国外的刘xx等几位中国作家。
    这是近年来访法的阵容最大的中国作家代表团，法兰西文化界十分重视这次中法间的文化交流活动，计划举行多轮报告会、座谈会以及与读者和观眾见面等活动。
    法兰西的新闻媒介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报导。可以说，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到来，在法兰西掀起了一股“中国热”，在法兰西文化界特別是华人华裔当中，產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    本来这是一个对大家都很好的事情，但是偏偏坏了事。
    结果就在前天晚上，一个主题为“中国文学的觉醒”的研討会上，旅法的作家代表们发表了一些连法方都难以接受的言论，引发了一场辩论风波。
    一位作家说：“我在写小说过程中碰到一个很沉重的心理问题。我是排除不掉两个阴影：一个是我自己生活的这块土地非常惊人的贫穷，一个是我们民族的总体文化水平非常低下。”
    另一个作家则是表示：“中国许多作家像是不合时宜的雄鸡。不正常的雄鸡们总是半夜叫。这样就引起主人们的生气，於是就把它杀掉了。”
    本来如果只是单方面的诉苦也就罢了，可是等到別人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，
    他们的態度就变了。
    参加交流活动的华人学者许广存听完之后评价道：“从你们的敘述里，人们发现中国这么渺小，这么卑鄙。
    你们没有一个人谈到中国文化、中国的歷史对你们的影响。在你们的作品中就是揭发、揭发，已经揭发十几年了，还在揭发。
    “中国是贫穷，但中国的文化並不贫穷，应该歌颂我们的民族。不要忘记你们作为作家，应该引领中国人民前进。”
    此言一出，立刻遭到了所有代表团作家们几乎一致的批评。
    几个作家便一个紧接一个对他进行批驳，而且有些人嗓门很大，有的代表甚至从座位上站起来，用手指著他进行詰责。
    这种根本不容许討论的態度，让现场不少人都觉得大失所望。法国电视一台记者雅克琳娜·迪勃瓦当场公开表示：她对这批作家的水平感到失望，她將放弃对他们的採访报导。
    当天过后，有驻法记者去採访许广存，许广存跟记者说：“他们口口声声说別人不让他们说话，结果当我跟他们討论的时候，其实是他们不想让我说话。”
    一些法国人士也说：这些“中国作家气量小，气质也差，听不进不同意见，
    自己口口声声要民主、要自由，却不懂得如何民主地討论问题”。
    等到六月一號这天，《欧洲时报》刊登“特稿”《一场关於中国文学创作倾向的辩论》，记述了5月27日討论会上几位中国作家与许广存的辩论以及一些相关人士的评价。
    刘和一位作家找到了该报社长和总编辑，严厉质问：为什么要刊登许广存的“反动言论”？
    在得知那个记者是是国內某新闻机构驻法记者时，立即扬言：回燕京后要找领导，將这位记者调回国內、撤他的职！
    当全程在场的莱昂把这些消息转述给何晴之后，何晴虽然心中反感，但还是一一记录下来，如实地告诉给刘培文。
    刘培文听完了经过，毫不留情地批评道：“这些人，自翊是文学的良心，实际上不过是占著位置不肯撒手，凭藉自己的疮疤討要权力的学阀！”
    说罢，他翻了翻电话本，一个电话打给了章广年。
    “培文？稀客啊！”章广年的声音传来，“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？”
    “去法国访问的中国作家团的事儿，到底什么情况？”
    “什么“什么情况”？”
    “少打马虎眼，你不应该问我什么『什么情况”，而是直接告诉我到底什么情况。”
    听到刘培文如此认真，章广年嘆了口气，“还能是什么情况，刚出国，觉得自由了，难免发发牢骚、冒点火气。”
    “这也叫发牢骚？我可是知道有几个人，特別是那个刘，未免也太跋扈了！”刘培文吐槽道：“自己骂国家的时候理直气壮，別人不认可说了两句，就要群起而攻之，还要处罚人家记者，谁给他的权力？口口声声说自由，他们尊重过谁的自由？”
    章广年没说话。
    怎么说？人选是作协推的，是各省报过来的，大都是作品知名度高的作家，
    如今出了这种『友邦惊”的事情，只能和稀泥。
    听到章广年没声了，刘培文也明白，事到如今，他恐怕也没什么办法。
    他乾脆说道：“你不好出面说话，我可要写文章骂人了，反正我不是文协的作家。”
    章广年哑然，这么多年大家混在一起討论文学，自己几次邀请刘培文加入文协，刘培文一开始是以不知道是加入中原文协还是燕京文协为由塘塞，后来很滑稽地表示文协的会费太贵交不起，加不加都一样。
    他也没再催促，毕竟在不在文协之內，大家都是一个战壕的朋友。
    后来刘培文捐款弄了中华文学基金会，成了荣誉主席，更觉得大家难分彼此，一个文协的身份也不重要。
    结果到现在，刘培文这个局外人的身份，反而成了优点。
    章广年想到这里，也没回话，只是说，“你跟王濛说一声。”
    刘培文回答了一句“知道了”，掛断了电话，他又拨通电话，跟王濛通了个气，王蒙乾脆说，“任何人的自由表达，我都举双手支持。”
    掛了电话，刘培文当晚就开始写起了稿子。
    不得不说，这种搞战斗的评论文章写起来还是比环环相扣的小说要简单不少。
    了一个晚上，刘培文写完了这篇名为《如何尊重自由表达》的批评文章，
    第二天，把手稿复印了若干份之后，他直接肉身投递给了包括通讯社在內的各大报纸。
    到了第二天，除了人民日报，已经有不少报纸直接全文刊登了刘培文的文章，结果刘培文的电话一下午就没停过，一个个全是相识的作家过来帮朋友辩解的，到了下午甚至连张先亮都打了电话过来。
    “老张，你也来这套？”刘培文笑道，“你不是在广府吗，消息挺灵通啊。”
    张先亮尷尬的笑了两声，才开口说道：“没办法，作家团里也有我的朋友，
    我说句实话，这个作家团还邀请我来著，幸亏我这边儿忙，没去，不然连我也要挨你的骂。”
    张先亮的意思其实很明白，整个作家团十几位作家，固然有些人发过一些牢骚，可是大多数人说得也並不过分，只不过为首的几个人实在是不像话。
    事到如今，作家团作为一个群体，在挨批评这事儿上肯定是要雨露均沾的。
    “行了，这事儿我不吐不快！”刘培文没答应，转而问道：“《义海豪情》
    快拍完了吧？”
    “已经拍完了，五月底刚刚杀青。”张先亮介绍道，“我这边已经跟tvb谈了合作计划，等香江街下半年建完，他们还有邵氏的一些影视项目都准备放到这里来拍摄！”
    跟张先亮聊了几句，刘培文放下了电话，思来想去，乾脆把电话线一拔，推门出去逛什剎海去了。
    而在全国上下，刘培文这篇內容引发的爭论还在持续扩大。
    刘培文在这篇评论文章里，客观地讲述了事情经过，把主要的批评方向落在了“如何开展批评”和“如何对待別人的评价”上。
    文章里还专门提到了巴老当年赴法访问时的言谈以及丁灵在1981年去米国时的谈话。
    丁灵的一句“我要批评自己的祖国，也不会到外国来批评。”与如今作家团们的表现，堪称高下立判。
    最后刘培文点题写道：我奉劝一些出了国的作家，不要因为在国外受了几句夸讚便忘了自己的来处。须知道，当西方人向你竖起拇指，说你是有正义感的人，说你敢说“真话”，或许你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贼了！
    这话在刘培文的前世不能说是绝对真理吧，至少也是一说一个准。
    但这句话放到如今改开十年，北方的邻居还没倒下这个时间点，在很多人眼里未免就是“暴论”。
    引发爭议自然是不可避免。
    不过刘培文也有自己的骂人小技巧，他全篇只提到了作家团，没有明確的点任何一个人名，但是有些事情一旦介绍出来，知情人自然明白是谁。
    更何况，作家团访法的时候，可是也有新闻报导的，他们的名字还都在之前的报纸上印著呢！
    这就好比刘培文说“我不说是谁。”別人却点点头：“你说谁我们心里清楚！”
    特別是扬言要把记者撤回国內的那个作家，被读者们扒出来去年就已经开除出d之后，不少人都联名上告，转而要求撤他的职。
    总之，此文一出，一时间舆论大哗。
    而亲手掀起风暴，又放出暴论的刘培文，自然也不会倖免，虽然他的读者眾多，但是因为这件事儿，依旧遭受了海量的批评。
    这天在鲁院，唐音把他叫到办公室，骂了个狗血淋头。
    当然，骂的原因並不是因为刘培文的文章內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