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0章 浮生一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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秋天,来得比往年更早一些。
维多利亚港的海风已经有了凉意,吹过太平山麓那些错落有致的宅邸,
从半山望下去,港口里停满了船——有掛著米字旗的英国商船,有星条旗的美国快船,有太阳旗的日本邮轮,还有那些没有旗、只有熟悉船型的、属於自己人的船。
那些船来自安南,来自兰芳,来自台湾,来自马尾,来自檀香山,来自旧金山,来自横滨。
它们载著大米、煤炭、木材、古塔胶、铜、锡、丝绸、茶叶、军火,和那些永远在路上的人。
这是陈九的船。
没有人能说得清,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究竟掌控著多少东西。
从旧金山到横滨的太平洋航线上,每三艘船就有一艘与他有关。
南洋商船购买的煤矿,有一半经他的手。
他的电报线从香港延伸到上海,从上海延伸到东京。
他的钱庄开遍了东南沿海,他的商號遍布南洋群岛。
有人说,甚至整个中国东南半壁,那些叫得出名字的商號、钱庄、会馆,背后都站著同一个人。
已经鲜少人喊他的名字。
大都叫他“九爷”。
但此刻,这个掌控著半个太平洋贸易网络、被列强使馆列为“远东最危险华人”的男人,正坐在自家后院的藤椅上,看著两个孩子。
他穿著一身藏青色的长衫,满头的白髮在夕阳下格外显眼。膝盖上搭著一条薄毯——旧伤发作起来,腿脚总是不太灵便。
两个孩子正在草地上追逐一只皮球。
男孩五岁,眉眼像极了他,唯独那双眼睛——灰蓝色的,像加州的天空。女孩三岁,扎著两个羊角辫,穿著一身大红色的袄裙,正拍著手咯咯笑。
皮球滚到他脚边。
男孩跑过来,“爹,球!”
陈九弯腰,捡起球,递给孩子。
“潮生,”他说,“慢点跑,別摔著。”
陈潮生点点头,抱著球又跑回了草地上。
潮生。取“海上潮生”之意。
他是艾琳生的,出生在太平洋邮轮的一艘船里——那年船遇风浪,她一等舱里生下了他。接生的是一位船上一个卫生官。
“海上潮生天外天”,艾琳后来写信给陈九,信里只有这一句诗。她没说疼,没说怕,也没说自己为了这个名字在上海查了多久,请教了多少人。
只说孩子很好,眼睛是灰蓝色的,像加州的海。
女孩叫陈岫云。
她是林怀舟生的,出生在香港华人医院的手术室里。
岫云之名,出自靖节先生《归去来兮辞》:“云无心以出岫,鸟倦飞而知还”。
“岫”者,山穴也。易安词云:“远岫出山催薄暮”,写的是山间云气自峰峦深处缓缓而出,那景象最是温柔。
潮生取名於海上风涛,是男儿志在四方的期许。岫云取名於山中云靄,是女儿家安稳閒適的寄託
他希望她不必像父辈那样奔波於重洋之间,不必经歷那些顛沛流离。
只愿她如山间之云,守著这一方山水,悠然自得。
两个孩子,两个娘。
一个是美国人,一个是中国人。
一个是从旧金山贵族小姐变成上海女校校长的传教士,一个是从广州孤女变成远东最杰出外科医生的女强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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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昏的光透过花窗,洒进书房。
陈九坐在书案前,面前摊著一封信。
“艾琳姊如晤:
上月中旬,港督府那边派人来请,说是有伦敦来的专员想见一下这位远东最危险的华人,有事要谈判。
我替他把来人挡了。
那几日他的脚肿得厉害,旧伤发作起来,整夜整夜睡不著。
他倒是不肯认,撑著拐杖在院子里走了几步,说:“怀舟,你看,还能走。”
可那天晚上,潮生跑来找他讲故事,他靠在藤椅上,讲著讲著竟睡著了。潮生就蹲在他膝边,一直等著,等到天黑。
这孩子长得越来越像你,性子却越来越像他。眉眼像,脾气更像——话少,心事重。
潮生近日已能背诵《千字文》全篇,字亦写得有模有样。他常问我:上海是什么样?我说:那里有你另一个娘。
他便不再问,只是望著窗外发呆。
岫云前日隨我去医院,见到一个刚出生的婴儿。她看了很久,忽然说:娘,我也是这样生出来的吗?我说是。她又问:疼吗?
我说不疼。她不信,说:你骗人,阿梅姐姐说,生孩子很疼的。
我无言以对。
香港的电报线路修得很多了,可以瞬息通信。
他那天破天荒亲自督办,看著工人们把线牵进书房。夜里我进去给他送药,他正对著那台机器发愣。
忽言:“此物虽速,然有心语,转不能速。”
我明白他的意思——海程三千里,隔者非水,乃积年未吐之辞也。
香港渐冷,不知上海如何。
若方便,多来看看他吧。他心里有你,只是不说。你心里若有芥蒂,宜请暂置,九哥身体已大不如前。
人生如寄,海程虽远,终有渡时。
珍重。
怀舟
十月初三”
陈九看完信,沉默了很久。
书房的门被轻轻推开。
林怀舟走进来,手里端著一盏茶。
她眼角也有了细纹,鬢边添了几根白髮,但那双眼睛依然清澈,带著他熟悉的温婉与倔强。
“在看什么?”她问,將茶放在桌上。
“你的信。”陈九把信递给她,“什么时候寄出去?”
“下午让阿福走的时候带上吧。”
陈九点点头,端起茶,喝了一口。
如今电报方便了,可这两人还是习惯写信,许是要强,许是尷尬,艾琳来香港很少。
林怀舟在他身边坐下,目光落在窗外。夕阳的余暉里,两个孩子还在草地上玩。陈潮生正在教陈岫云认字,他用树枝在地上画,她蹲在旁边看,小脸专注得可爱。
“岫云今天问我,”
林怀舟忽然开口,“为什么她有两个娘。”
陈九看著她。
“你怎么说?”
“我说,或许爱有很多种,我也不懂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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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岛半山,一处新修的三层洋楼矗立在薄扶林道旁。门口掛著一块木匾,
“青年讲学堂”。
这是去年刚设立的机构。
名义上是书院,实则是从南洋、广东、福建乃至日本、美国来投奔的青年们的落脚处,这里书籍眾多,学者眾多,各种交流层出不穷,自然吵架、讲武也是有的。
讲堂里坐著四十几多个年轻人,有的穿著长衫,有的穿著洋式的学生装,还有穿著西服的。
这里来去自由,可是人还是越来越多。
讲堂里分成几个小团体,到处都是议论声音。
爭论的引信,是尢列点燃的。
“逸仙,你最近的那些想法,搞农会、禁鸦片、兴学堂,想以一县为天下先。”
“可你想过没有,县太爷换了人,你那些章程还算不算数?郑藻如再开明,他挡得住朝廷一纸不准的硃批吗?”
孙中山穿著一件半旧的深灰长袍,脸色因长期埋头苦读有些苍白,
“尤兄的意思是,不推倒朝廷,做什么都是白费?”
“推倒朝廷?”尢列笑了笑,“你我坐在这里说,不怕。可出了这间屋子,香港的密探,广州的绿营,还有那些吃朝廷俸禄的读书人,一人一口唾沫,也能把咱们淹死。”
“那就让更多人坐进这间屋子。”
孙中山看向他,“我在学院,想的最多的一件事是:为什么五十里外的香山,比香港差这么多?不是差在洋人的楼高,是差在百姓不知道可以站起来。
香港的华人敢告洋人,敢在报纸上骂官,敢拉著架子车罢工——因为他们有华人总会撑腰,有报纸开民智,有会党组织,他们知道了,团结了。
我们要做的,是把这种知道,种到四万万人的心里去。”
陈少白抚掌大笑:“好一个知道!逸仙,照你这么说,咱们也先让百姓都明白了,再谈別的?”
“不是先后的问题。”
孙中山摇了摇头,“在广州办学堂,官府会盯著;在香山办农会,乡绅会防著。南洋的百姓知道了,明白了,是因为他们首先有了体面的、能站著的地方。”
“若是人都活不起,哪有力气开智?”
尢列若有所思,刚要开口,角落里忽然响起一声沉沉的琴音。
眾人转头,见谭嗣同盘膝坐在一张草蓆上,膝上横著那张“崩霆”琴。他刚才只是隨手拨了一下空弦,此刻却抬起头,目光在眾人脸上扫了一圈。
“逸仙说的对。”
“那位九爷的百姓能站著,是因为九爷自己有舰队,有枪炮厂,有煤矿。兵舰是船,枪炮是胆,煤矿是血。
没有这些,你让百姓知道得再多,洋人的兵舰一来,朝廷的绿营一到,百姓一样还是得跪下去,知道得越多反而越痛苦,死得越快。”
他看向梁启超:“卓如,你刚从上海来,租界那两条街你也见了。那里为什么巡捕不敢乱抓人?不是因为九爷讲道理讲得好,是因为他的人在街口架著加特林,是因为他银行里的银子能养活一个城市的买卖。道理和枪炮、和百姓的尊严,从来是拴在一根绳上的。”
梁启超从上海买来的那叠《公报》里抬起头,今天他还没怎么说话。
“復生兄,”梁启超开口,“你说的没错,枪炮和钱,是底气。可我想问一句:底气有了之后呢?”
他站起身,走到书架前,抽出一本薄薄的册子——《普法战纪》,王韜辑译。
“我在上海租界,除了看那两条街,还想明白了一件事。”
梁启超翻开书页,“德国人为什么能打败法国人?不是因为克虏伯炮比法国炮粗,是因为德国有俾斯麦,有威廉一世,有几十个邦国合成的一个帝国。他们有国家的魂,有民眾的意志。”
“我们几个人的想法尚且无法达成一致,福建、广东各县之间说话都一样,又如何统一思想,统一意志呢?”
谭嗣同微微一怔。
“復生兄方才说站的地方。”梁启超的目光变得灼灼,“那位九爷给百姓站的地方,是他用炮舰圈出来的一块地。可这块地之外呢?四万万同胞还跪著。九爷的势力在安南、在台湾、在马尾,可他进两广了吗?进湖广了吗?进直隶了吗?”
“这才是我等来这里的目的和意义!”
他把《普法战纪》轻轻放回书架。
“我想的是:如果只是靠几条船、几座厂,就能救中国,那洋务派早就让中国富强了。为什么不行?”
梁启超的声音沉下去,“康先生告诉我,要有教!不是洋人的宗教,是我们自己的孔教。把四万万人重新教成中国人,让朝廷知道变,让皇上知道变,让士大夫知道变。大家都想到一起去,思想变了,船和炮才有用。”
“变?”
角落里有人忍不住,冷笑一声,“康长素那张托古改制的方子,我见过。他在万木草堂讲《新学偽经考》,讲《孔子改制考》,把孔子打扮成变法家。
卓如兄,我问你,就算皇上信了这一套,下了詔书变了法——那些满族亲贵怎么办?靠科举吃饭的读书人怎么办?那些占了全国良田的地主怎么办?他们能让皇上安安稳稳地变下去?”
“这些人真能想到一起去?”
“所以你主张杀?”梁启超反问。
那人沉默片刻,掐灭了手里的纸媒,声音平静得有些嚇人。
“杀!”
他说,“逸仙方才说的,復生说的,卓如你说的,我都感觉有道理。
可满清入关两百多年,杀得汉人够不够多?扬州十日,嘉定三屠,杀的是谁?文字狱,禁海令,圈地令,磨的是谁?这么多年,你们的手段要多久,能打动多少人?
依我看,要下猛药!”
“我在美国读书,看过什么进化论,什么民约论,都好。可回到国內,对著那些吃人的旗人,你跟他讲这些?他会听吗?”
“我是南洋洪门中人,从美国读书回来,见过太多人。有读书人,有农夫,有矿工,有商贩。他们不识字,不懂什么孔教、什么西学。
可他们知道一件事,能想到一起去——这朝廷不是他们的!
他们拜的是关公,是宗祠,信的是血脉、是义气,喊的是反清復明。这復明也许是假的,可这口气是真的。”
“在內地,你分得了地吗?你一动地主的田,士绅就跟你玩命。所以,內地的路,跟洋外的路,不一样。內地要流血。不杀出一条血路,什么教化、什么骨气、都是空的。”
“你方才说,內地要流血。”
孙中山开口,“流谁的血?百姓的血,还是我们的血?要死多少人,杀多少人?杀了人,血海沉浮之后呢?谁来种地,谁来织布,谁来给孩子教书?”
“九爷在南洋,也杀过人。他杀的是那些不把人当人的殖民者,杀的是那些霸占矿山的工头,杀的是卖鸦片卖同胞的会党头目。可他杀完之后呢?他分了地,办了学,让那些矿工的孩子也能读书。他不是为了杀而杀。”
“你是说我为杀而杀?”那人皱眉。
“不。”孙中山摇了摇头,“我是说,杀,或许是一条路。可杀完之后,必须要有跟上的手段。”
“我在西医书院读书,何启先生给我们讲过一课,讲英国的《大宪章》。他说,八百年前,英国人也杀得血流成河,贵族砍国王,国王砍贵族。可他们杀来杀去,杀出几卷羊皮纸,把国王的权力关进了笼子。这才是本事。”
“逸仙,你这是要效仿英国?”陈少白问。
“不是效仿。”孙中山说,“是看明白一个道理:杀人不是目的,立规矩才是。九爷在南洋立的那些规矩——农会怎么分地,工厂怎么分红,学堂怎么招生,军队怎么议事——那都是他一条一条立出来的。他立的不是大清律,是能让百姓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事的规矩。”
“大清律没人在乎,百姓也看不懂,可这些规矩,百姓是死死记在心里了,是因为这些规矩是保护他们自己的!”
谭嗣同喃喃自语,不知道在说什么,
他忽然开口:“逸仙,规矩是需要地方施展的。杀人流血,再造河山,要死多少人?要多少年?到时候,洋人会不会趁虚而入,我们会不会亡国灭种?我们有没有时间?”
“毕竟,现在还是大清的天下。改变大清,难道不比流血牺牲,从头再来要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吗?”
几人面面相覷,都有些默然,转而听起来屋子里其他人的爭吵。
有些话没有聊得那么深入,但人在香港,在九爷的地盘上,就隱约表明了一种態度,
华人的路线里面,走得最成功,也最远的,看起来最有可能成功的,恰恰是他们来这里看到的这一条路,可兰芳、安南的分地改制他们都从报纸上看过,这一套要是他们接下了,回到清廷,岂不是明晃晃地造反?
“听讲今日九爷会来。”
“九爷要来?真的假的?”
“你看那不是,真来了!”
房间里的声音越来越大,
直到门开了。
声音戛然而止。
进来了五个人。领头的是个穿深蓝色立领军装的年轻人,腰里別著左轮手枪,目光在讲堂里扫了一圈,然后侧身让开。
第二个进来的,拄著一根拐杖。
头髮花白相间,被门外的风吹得有些凌乱,面容清瘦,没有什么富贵神采,也並不盛气凌人。
梁启超瞪大了眼睛,隨后感嘆,父亲说的对,二十年过去了。刀不在腰里了,但那股东西还在。
“坐吧。”
“我近来身体不太好,所以没有过来。”
他说,“今日天气好,来看看你们,聊一聊。你们从各处来,有的从日本来,有的从美国来,有的从广州、从新会、从瀏阳来。我也想听听你们都討论什么。”
讲堂里静了几秒钟。
然后,一个声音从后排响起:“九爷,我们都看过您的《公报》。您说,要自强。可自强,怎么个强法?朝廷办了三十年洋务,船也买了,炮也造了,可还是如此糜烂。
我们这些人读书读到现在,越读越不明白——到底差在哪里?”
陈九看了过去,这些操著各地口音的面孔。有狂热的,有审视的,有怀疑的,还有个眼神飘忽、不敢与他对视的——或许是清廷的密探。
“差在哪里……”
陈九开口,“咱们歷史上,有过多少次造反?”
“从陈胜吴广,到黄巢,到李闯,到洪秀全。我也不知道多少,或许几千次,或许几百次。但或许咱们都知道,这些造反,最后都怎么了。”
谭嗣同忽然开口:“要么被朝廷剿灭,要么自己成了新的朝廷。”
“对。”陈九看向他,“你说的很精炼。”
谭嗣同拱了拱手:“不敢。”
陈九点了点头,接著说,“我自己的理解,造反直白点说就是换皇帝,换朝廷,换一拨人统治。
皇帝换了,规矩还是那套——百姓交租,读书人考试,官府收税,朝廷养兵。换了谁坐那把椅子,底下的人该怎么活,还是怎么活。等到实在活不下去了,就造反,再换一个。”
“而我的想法不同,我们如今讲变法,讲改制,要的不是给江山换个主人,而是要从地基开始,重新打桩,盖一座能挡得住风雨雷电的新房子。
这新房子,要吸纳泰西的营造法式,也要灌注我们中国人的新义理。这其中的新,不是换个招牌,而是脱胎换骨,再造乾坤。”
讲堂里有人轻轻吸了口气,这听著像是否定一切。
“您指的是……换个根?”孙中山问,呼吸急促。
“能成功吗?”
陈九看著他,没有直接接话,
“你们刚才说,洋务办了三十年,为什么还是输?
洋务换的是器,不是体制。买洋枪,造洋炮,练洋操——可这些枪炮操练,最后归谁管?归朝廷管。朝廷的规矩没变,这些新东西就只能在旧规矩里打转。北洋水师的军舰,管带吃空餉,兵丁吸鸦片,和绿营兵有区別吗?”
所以,”
他看向孙中山,“你们有人想维新,想变法,想改制,都好。
那诸君,如果要变的话,真正的敌人是谁?
是慈禧太后吗?是那些满洲亲贵吗?还是那些贪腐的官员?
我年轻时也以为是朝廷误国,是太监弄权,是大臣们卖国。
可这些年读史、阅世,看辛酉政变,看天津教案,看这些年的洋务运动,我慢慢明白——真正的敌人,不是几个人,是我刚才说的根子上的东西,这是一种结构。
什么是结构?就是你换掉一个人,换上来的那个人,用不了多久,也会变成同样的样子。”
他艰难地坐直了些,
“同治年间,恭亲王算不算开明?文祥算不算清廉?
可他们能做什么?他们要做事,就得用那些捐官出身的、满嘴仁义道德实则贪婪无度的人。为什么?因为整个官僚系统,是靠关係和利益粘合起来的——同乡、同年、师生、姻亲,一层层,一张网。你碰一个人,整个网都动。你想砍掉腐败的枝干,树根会把你的斧头咬住。”
“更深的敌人,是道统。”
陈九咳嗽了几声,拿起手帕捂住嘴,喘息了好一会,
而堂中不少人已经变了脸色,甚至起身欲走,但终究是坐下了。
人的名,树的影。
陈兆荣,这个名字,如今在南中国海,过於有分量了,甚至让这些读书人生不起辩驳之心。
“我和你们有些人一样,从小读圣贤书,君君臣臣,父父子子。
忠君就是爱国,质疑朝廷就是乱臣贼子。这套东西,比刀枪更难对付——它刻在读书人的骨头里。
我这些年接触一些读书人,都很著急,很急迫地要改变什么。可你说要不要真的站出来反对朝廷,他们心里那关过不去——这不忠不孝啊。
欧洲那些国家的军队为什么最后都转向镇压起义?
因为士兵们骨子里还认国王,觉得工人造反就是乱。我们这里也一样——真要求变,首先要变掉自己脑子里的君臣纲常。这个敌人,就在我们每个人心里。”
陈九停顿了一下,轻轻嘆息,
“还有一个,是改良的幻觉。
朝廷里有些人,像张之洞,他们愿意变——造枪炮、开工厂、派留学生。他们告诉你:慢慢来,別急,我们也在变。
可你要问他们:科举要不要废?君权要不要限?旗人的特权要不要取消?他们就不说话了。
俄国人搞农奴制改革,沙皇还是沙皇,贵族还是贵族,农奴自由了却没地。
日本人在搞议会,天皇还是天皇,藩阀还是藩阀。这就是改良——给你一点希望,让你不至於饿死,但绝不让你吃饱,甚至让你失去得更多。
对朝廷来说,这是最聪明的办法。
对我们来说,这是最危险的诱惑——你觉得有希望了,於是等,等十年,等二十年,等到你老了,等到你死了,什么都没变。
像是现在一样,
所以,真要革命,敌人不是太后,不是亲贵,不是那几个人。
是这张网。是这个道统。
是这个等一等就会好的幻觉。
还有——”
他苦笑,指了指自己,
“是我们自己。是我们这些一边看透了,一边还在犹豫的人。”
梁启超的心跳漏了一拍。
陈九的目光扫过讲堂,似乎在找什么人。然后,那目光落在梁启超身上。
“你是新会的?”
梁启超站起身,拱手道:“九爷,新会梁启超,字卓如。”
陈九点了点头,没有多说什么,继续道:“我知道,你们里面不少人是有功名的。”
“你们自己,你们的家族,都活在这个体系当中,变法就是背叛自己,这是很难的。”
他站起身,拄著拐杖走到讲堂中央。
“我年轻的时候,在古巴种过甘蔗,在旧金山抓鱼,我慢慢想明白了一个问题——”
他停下脚步,看著讲堂里的年轻人。
“巴黎的工人起义的时候,他们想要的不是换个官员,是麵包、是工作、是活下去。
马克思的书里说——革命不是改朝换代,是社会解放。是把人从等级里、从飢饿里、从无声的状態里解放出来 。
我在书里见过太多起义。美国的內战,他们说是为了联邦,可本质上,是两千万自由人能不能容忍三十万奴隶主寡头统治的问题 。
林肯的法令让黑人成为人,那白人工人才能真正自由 。
变法改制就是这样,它不商量,它否定旧世界运转的规则。
还有海地。
1804年,那些被称作“財產”的黑人站起来,打碎了拿破崙的军团。
他们说这是叛乱,可是最后呢,最底层变成了独立国家的公民 。
它告诉所有殖民地:奴役人的制度,是可以被连根拔起的。
我从这里学习,引导了南洋的殖民斗爭。
所以,什么是变法改制?
不是循环,不是恢復 。
它是过去不允许说话的人,突然开始说话。
是旧的秩序在某个清晨发现,那些它从未正眼看过的力量,已经不再害怕。
本质上就是这么一个时刻:人被逼到悬崖,然后选择了不再回头。
他们不再吝惜生命,不再珍视自己,为的只是一个朴素的愿望,不愿意再这样活下去,那就勇敢地去爭、去跑、去衝锋、乃至去死。
但这样是不容易成功的,变法改制,需要目標,需要纲领。”
陈九咳嗽了几声,手指微微颤抖著接过茶杯,喝了一口,
“说到清朝,说到我们的这片土地,说到杀人。
太平天国,算不算变法改制?他们拜上帝,分田地,想让耕者有其田,想让女子不缠足。可死了多少人?两千万,三千万,没人能数清。血流成河之后,南京城头的旗子又换了顏色。
你们在座有不少人写信问我:你不是也想要变革吗?那你怎么看那些死人?那些被砍下的头,被烧毁的村庄。
我试著区分两样东西:一是要打破旧秩序,另一个是变法改制本身可能变成暴力机器。
法国大革命把国王送上断头台,可断头台自己也会吃人——罗伯斯庇尔最后也躺在上面。
欧洲革命,工人筑起街垒,可街垒挡不住炮弹,也挡不住后来拿破崙三世的政变。暴力一旦开始,就容易失去方向,最后连自己的孩子都吃。
但我要问另一个问题:不变法改制,就不流血吗?
爱尔兰的饥荒,英国港口堆满粮食,爱尔兰人却饿死一百万——这不是血?
六十年代被卖到秘鲁、古巴的华工,十万人上船,活著到岸的不到四万——这不是血?
清廷治下的土地,每天有多少人被枷锁折磨至死,被饿死,他们流的血就不是血?
所以问题从来不是要不要变法改制,是这一时刻自然会出现,问题也不是要不要流血,而是这片土地上的血,是被默默流掉,还是流得有价值。”
陈九苦笑著,
“我现在这副样子,咳血已经三年。
我不怕死,是因为我革了自己的命,在这条路上走了很多年,我已经想好了要往何处去。”
他深吸一口气,
“所以,你们不必著急。
在我死之前,你们大可以爭吵,討论,甚至实验,或者多去世界各地看看,我都可以资助。
我和我的人走在最前面,流血牺牲,变法改制,乃至武装起义,造反杀官,无所谓叫什么。
我死之后,成败与否就不再重要,我已经走到我自己世界的尽头。
成败潮声外,浮生一梦中。
诸君,再会吧........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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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个月后的一个上午,阳光正好。
陈府的庭院里,摆好了照相的设备。那是从法国进口的最新型號,可以拍出清晰的人像。摄影师是个英国人,在香港开了间照相馆,专门给洋人和富商拍照。
“陈先生,可以开始了。”摄影师说。
陈九点点头,走到庭院中央。他在一张雕花木椅上坐下,理了理长衫的衣襟。
林怀舟走到他左手边,站定。她今天穿了一身藕荷色的袄裙,髮髻上插著一支玉簪,温婉端庄。
艾琳犹豫了一下,走到他右手边,站定。
她穿著一件月白色的西式长裙,金髮挽在脑后,脖子上掛著那个旧十字架——那是她祖父留给她的,陪了她很多年。
她手里拿著一本书,是她自己编写的识字课本,封面上印著女子学校的徽章。
陈潮生站在艾琳前面,陈岫云站在林怀舟前面,
摄影师躲在黑布后面,调整著机器。
“陈先生,请看向镜头。夫人,请笑一笑。小姐,请稍微往左边一点。很好,很好……”
陈九看著镜头,忽然有些恍惚。
他想起那些死去的人,还活著人。
他们都在这张照片外面。
但他们都和他有关。
“陈先生?”摄影师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,“请笑一笑。”
陈九扯了扯嘴角,
陈潮生挺起小胸脯,努力做出大人样。
陈岫云伸手去抓一缕阳光,小手在镜头前晃动。
“咔嚓——”
快门按下的一瞬间,时间凝固了。
阳光正好,秋风微凉。
远处的维多利亚港,有船正缓缓离港。
海面上波光粼粼,像撒了一层碎金。
那艘船,会去上海,会去旧金山,会去横滨,会去所有有华人的地方。
维多利亚港的海风已经有了凉意,吹过太平山麓那些错落有致的宅邸,
从半山望下去,港口里停满了船——有掛著米字旗的英国商船,有星条旗的美国快船,有太阳旗的日本邮轮,还有那些没有旗、只有熟悉船型的、属於自己人的船。
那些船来自安南,来自兰芳,来自台湾,来自马尾,来自檀香山,来自旧金山,来自横滨。
它们载著大米、煤炭、木材、古塔胶、铜、锡、丝绸、茶叶、军火,和那些永远在路上的人。
这是陈九的船。
没有人能说得清,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究竟掌控著多少东西。
从旧金山到横滨的太平洋航线上,每三艘船就有一艘与他有关。
南洋商船购买的煤矿,有一半经他的手。
他的电报线从香港延伸到上海,从上海延伸到东京。
他的钱庄开遍了东南沿海,他的商號遍布南洋群岛。
有人说,甚至整个中国东南半壁,那些叫得出名字的商號、钱庄、会馆,背后都站著同一个人。
已经鲜少人喊他的名字。
大都叫他“九爷”。
但此刻,这个掌控著半个太平洋贸易网络、被列强使馆列为“远东最危险华人”的男人,正坐在自家后院的藤椅上,看著两个孩子。
他穿著一身藏青色的长衫,满头的白髮在夕阳下格外显眼。膝盖上搭著一条薄毯——旧伤发作起来,腿脚总是不太灵便。
两个孩子正在草地上追逐一只皮球。
男孩五岁,眉眼像极了他,唯独那双眼睛——灰蓝色的,像加州的天空。女孩三岁,扎著两个羊角辫,穿著一身大红色的袄裙,正拍著手咯咯笑。
皮球滚到他脚边。
男孩跑过来,“爹,球!”
陈九弯腰,捡起球,递给孩子。
“潮生,”他说,“慢点跑,別摔著。”
陈潮生点点头,抱著球又跑回了草地上。
潮生。取“海上潮生”之意。
他是艾琳生的,出生在太平洋邮轮的一艘船里——那年船遇风浪,她一等舱里生下了他。接生的是一位船上一个卫生官。
“海上潮生天外天”,艾琳后来写信给陈九,信里只有这一句诗。她没说疼,没说怕,也没说自己为了这个名字在上海查了多久,请教了多少人。
只说孩子很好,眼睛是灰蓝色的,像加州的海。
女孩叫陈岫云。
她是林怀舟生的,出生在香港华人医院的手术室里。
岫云之名,出自靖节先生《归去来兮辞》:“云无心以出岫,鸟倦飞而知还”。
“岫”者,山穴也。易安词云:“远岫出山催薄暮”,写的是山间云气自峰峦深处缓缓而出,那景象最是温柔。
潮生取名於海上风涛,是男儿志在四方的期许。岫云取名於山中云靄,是女儿家安稳閒適的寄託
他希望她不必像父辈那样奔波於重洋之间,不必经歷那些顛沛流离。
只愿她如山间之云,守著这一方山水,悠然自得。
两个孩子,两个娘。
一个是美国人,一个是中国人。
一个是从旧金山贵族小姐变成上海女校校长的传教士,一个是从广州孤女变成远东最杰出外科医生的女强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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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昏的光透过花窗,洒进书房。
陈九坐在书案前,面前摊著一封信。
“艾琳姊如晤:
上月中旬,港督府那边派人来请,说是有伦敦来的专员想见一下这位远东最危险的华人,有事要谈判。
我替他把来人挡了。
那几日他的脚肿得厉害,旧伤发作起来,整夜整夜睡不著。
他倒是不肯认,撑著拐杖在院子里走了几步,说:“怀舟,你看,还能走。”
可那天晚上,潮生跑来找他讲故事,他靠在藤椅上,讲著讲著竟睡著了。潮生就蹲在他膝边,一直等著,等到天黑。
这孩子长得越来越像你,性子却越来越像他。眉眼像,脾气更像——话少,心事重。
潮生近日已能背诵《千字文》全篇,字亦写得有模有样。他常问我:上海是什么样?我说:那里有你另一个娘。
他便不再问,只是望著窗外发呆。
岫云前日隨我去医院,见到一个刚出生的婴儿。她看了很久,忽然说:娘,我也是这样生出来的吗?我说是。她又问:疼吗?
我说不疼。她不信,说:你骗人,阿梅姐姐说,生孩子很疼的。
我无言以对。
香港的电报线路修得很多了,可以瞬息通信。
他那天破天荒亲自督办,看著工人们把线牵进书房。夜里我进去给他送药,他正对著那台机器发愣。
忽言:“此物虽速,然有心语,转不能速。”
我明白他的意思——海程三千里,隔者非水,乃积年未吐之辞也。
香港渐冷,不知上海如何。
若方便,多来看看他吧。他心里有你,只是不说。你心里若有芥蒂,宜请暂置,九哥身体已大不如前。
人生如寄,海程虽远,终有渡时。
珍重。
怀舟
十月初三”
陈九看完信,沉默了很久。
书房的门被轻轻推开。
林怀舟走进来,手里端著一盏茶。
她眼角也有了细纹,鬢边添了几根白髮,但那双眼睛依然清澈,带著他熟悉的温婉与倔强。
“在看什么?”她问,將茶放在桌上。
“你的信。”陈九把信递给她,“什么时候寄出去?”
“下午让阿福走的时候带上吧。”
陈九点点头,端起茶,喝了一口。
如今电报方便了,可这两人还是习惯写信,许是要强,许是尷尬,艾琳来香港很少。
林怀舟在他身边坐下,目光落在窗外。夕阳的余暉里,两个孩子还在草地上玩。陈潮生正在教陈岫云认字,他用树枝在地上画,她蹲在旁边看,小脸专注得可爱。
“岫云今天问我,”
林怀舟忽然开口,“为什么她有两个娘。”
陈九看著她。
“你怎么说?”
“我说,或许爱有很多种,我也不懂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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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岛半山,一处新修的三层洋楼矗立在薄扶林道旁。门口掛著一块木匾,
“青年讲学堂”。
这是去年刚设立的机构。
名义上是书院,实则是从南洋、广东、福建乃至日本、美国来投奔的青年们的落脚处,这里书籍眾多,学者眾多,各种交流层出不穷,自然吵架、讲武也是有的。
讲堂里坐著四十几多个年轻人,有的穿著长衫,有的穿著洋式的学生装,还有穿著西服的。
这里来去自由,可是人还是越来越多。
讲堂里分成几个小团体,到处都是议论声音。
爭论的引信,是尢列点燃的。
“逸仙,你最近的那些想法,搞农会、禁鸦片、兴学堂,想以一县为天下先。”
“可你想过没有,县太爷换了人,你那些章程还算不算数?郑藻如再开明,他挡得住朝廷一纸不准的硃批吗?”
孙中山穿著一件半旧的深灰长袍,脸色因长期埋头苦读有些苍白,
“尤兄的意思是,不推倒朝廷,做什么都是白费?”
“推倒朝廷?”尢列笑了笑,“你我坐在这里说,不怕。可出了这间屋子,香港的密探,广州的绿营,还有那些吃朝廷俸禄的读书人,一人一口唾沫,也能把咱们淹死。”
“那就让更多人坐进这间屋子。”
孙中山看向他,“我在学院,想的最多的一件事是:为什么五十里外的香山,比香港差这么多?不是差在洋人的楼高,是差在百姓不知道可以站起来。
香港的华人敢告洋人,敢在报纸上骂官,敢拉著架子车罢工——因为他们有华人总会撑腰,有报纸开民智,有会党组织,他们知道了,团结了。
我们要做的,是把这种知道,种到四万万人的心里去。”
陈少白抚掌大笑:“好一个知道!逸仙,照你这么说,咱们也先让百姓都明白了,再谈別的?”
“不是先后的问题。”
孙中山摇了摇头,“在广州办学堂,官府会盯著;在香山办农会,乡绅会防著。南洋的百姓知道了,明白了,是因为他们首先有了体面的、能站著的地方。”
“若是人都活不起,哪有力气开智?”
尢列若有所思,刚要开口,角落里忽然响起一声沉沉的琴音。
眾人转头,见谭嗣同盘膝坐在一张草蓆上,膝上横著那张“崩霆”琴。他刚才只是隨手拨了一下空弦,此刻却抬起头,目光在眾人脸上扫了一圈。
“逸仙说的对。”
“那位九爷的百姓能站著,是因为九爷自己有舰队,有枪炮厂,有煤矿。兵舰是船,枪炮是胆,煤矿是血。
没有这些,你让百姓知道得再多,洋人的兵舰一来,朝廷的绿营一到,百姓一样还是得跪下去,知道得越多反而越痛苦,死得越快。”
他看向梁启超:“卓如,你刚从上海来,租界那两条街你也见了。那里为什么巡捕不敢乱抓人?不是因为九爷讲道理讲得好,是因为他的人在街口架著加特林,是因为他银行里的银子能养活一个城市的买卖。道理和枪炮、和百姓的尊严,从来是拴在一根绳上的。”
梁启超从上海买来的那叠《公报》里抬起头,今天他还没怎么说话。
“復生兄,”梁启超开口,“你说的没错,枪炮和钱,是底气。可我想问一句:底气有了之后呢?”
他站起身,走到书架前,抽出一本薄薄的册子——《普法战纪》,王韜辑译。
“我在上海租界,除了看那两条街,还想明白了一件事。”
梁启超翻开书页,“德国人为什么能打败法国人?不是因为克虏伯炮比法国炮粗,是因为德国有俾斯麦,有威廉一世,有几十个邦国合成的一个帝国。他们有国家的魂,有民眾的意志。”
“我们几个人的想法尚且无法达成一致,福建、广东各县之间说话都一样,又如何统一思想,统一意志呢?”
谭嗣同微微一怔。
“復生兄方才说站的地方。”梁启超的目光变得灼灼,“那位九爷给百姓站的地方,是他用炮舰圈出来的一块地。可这块地之外呢?四万万同胞还跪著。九爷的势力在安南、在台湾、在马尾,可他进两广了吗?进湖广了吗?进直隶了吗?”
“这才是我等来这里的目的和意义!”
他把《普法战纪》轻轻放回书架。
“我想的是:如果只是靠几条船、几座厂,就能救中国,那洋务派早就让中国富强了。为什么不行?”
梁启超的声音沉下去,“康先生告诉我,要有教!不是洋人的宗教,是我们自己的孔教。把四万万人重新教成中国人,让朝廷知道变,让皇上知道变,让士大夫知道变。大家都想到一起去,思想变了,船和炮才有用。”
“变?”
角落里有人忍不住,冷笑一声,“康长素那张托古改制的方子,我见过。他在万木草堂讲《新学偽经考》,讲《孔子改制考》,把孔子打扮成变法家。
卓如兄,我问你,就算皇上信了这一套,下了詔书变了法——那些满族亲贵怎么办?靠科举吃饭的读书人怎么办?那些占了全国良田的地主怎么办?他们能让皇上安安稳稳地变下去?”
“这些人真能想到一起去?”
“所以你主张杀?”梁启超反问。
那人沉默片刻,掐灭了手里的纸媒,声音平静得有些嚇人。
“杀!”
他说,“逸仙方才说的,復生说的,卓如你说的,我都感觉有道理。
可满清入关两百多年,杀得汉人够不够多?扬州十日,嘉定三屠,杀的是谁?文字狱,禁海令,圈地令,磨的是谁?这么多年,你们的手段要多久,能打动多少人?
依我看,要下猛药!”
“我在美国读书,看过什么进化论,什么民约论,都好。可回到国內,对著那些吃人的旗人,你跟他讲这些?他会听吗?”
“我是南洋洪门中人,从美国读书回来,见过太多人。有读书人,有农夫,有矿工,有商贩。他们不识字,不懂什么孔教、什么西学。
可他们知道一件事,能想到一起去——这朝廷不是他们的!
他们拜的是关公,是宗祠,信的是血脉、是义气,喊的是反清復明。这復明也许是假的,可这口气是真的。”
“在內地,你分得了地吗?你一动地主的田,士绅就跟你玩命。所以,內地的路,跟洋外的路,不一样。內地要流血。不杀出一条血路,什么教化、什么骨气、都是空的。”
“你方才说,內地要流血。”
孙中山开口,“流谁的血?百姓的血,还是我们的血?要死多少人,杀多少人?杀了人,血海沉浮之后呢?谁来种地,谁来织布,谁来给孩子教书?”
“九爷在南洋,也杀过人。他杀的是那些不把人当人的殖民者,杀的是那些霸占矿山的工头,杀的是卖鸦片卖同胞的会党头目。可他杀完之后呢?他分了地,办了学,让那些矿工的孩子也能读书。他不是为了杀而杀。”
“你是说我为杀而杀?”那人皱眉。
“不。”孙中山摇了摇头,“我是说,杀,或许是一条路。可杀完之后,必须要有跟上的手段。”
“我在西医书院读书,何启先生给我们讲过一课,讲英国的《大宪章》。他说,八百年前,英国人也杀得血流成河,贵族砍国王,国王砍贵族。可他们杀来杀去,杀出几卷羊皮纸,把国王的权力关进了笼子。这才是本事。”
“逸仙,你这是要效仿英国?”陈少白问。
“不是效仿。”孙中山说,“是看明白一个道理:杀人不是目的,立规矩才是。九爷在南洋立的那些规矩——农会怎么分地,工厂怎么分红,学堂怎么招生,军队怎么议事——那都是他一条一条立出来的。他立的不是大清律,是能让百姓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事的规矩。”
“大清律没人在乎,百姓也看不懂,可这些规矩,百姓是死死记在心里了,是因为这些规矩是保护他们自己的!”
谭嗣同喃喃自语,不知道在说什么,
他忽然开口:“逸仙,规矩是需要地方施展的。杀人流血,再造河山,要死多少人?要多少年?到时候,洋人会不会趁虚而入,我们会不会亡国灭种?我们有没有时间?”
“毕竟,现在还是大清的天下。改变大清,难道不比流血牺牲,从头再来要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吗?”
几人面面相覷,都有些默然,转而听起来屋子里其他人的爭吵。
有些话没有聊得那么深入,但人在香港,在九爷的地盘上,就隱约表明了一种態度,
华人的路线里面,走得最成功,也最远的,看起来最有可能成功的,恰恰是他们来这里看到的这一条路,可兰芳、安南的分地改制他们都从报纸上看过,这一套要是他们接下了,回到清廷,岂不是明晃晃地造反?
“听讲今日九爷会来。”
“九爷要来?真的假的?”
“你看那不是,真来了!”
房间里的声音越来越大,
直到门开了。
声音戛然而止。
进来了五个人。领头的是个穿深蓝色立领军装的年轻人,腰里別著左轮手枪,目光在讲堂里扫了一圈,然后侧身让开。
第二个进来的,拄著一根拐杖。
头髮花白相间,被门外的风吹得有些凌乱,面容清瘦,没有什么富贵神采,也並不盛气凌人。
梁启超瞪大了眼睛,隨后感嘆,父亲说的对,二十年过去了。刀不在腰里了,但那股东西还在。
“坐吧。”
“我近来身体不太好,所以没有过来。”
他说,“今日天气好,来看看你们,聊一聊。你们从各处来,有的从日本来,有的从美国来,有的从广州、从新会、从瀏阳来。我也想听听你们都討论什么。”
讲堂里静了几秒钟。
然后,一个声音从后排响起:“九爷,我们都看过您的《公报》。您说,要自强。可自强,怎么个强法?朝廷办了三十年洋务,船也买了,炮也造了,可还是如此糜烂。
我们这些人读书读到现在,越读越不明白——到底差在哪里?”
陈九看了过去,这些操著各地口音的面孔。有狂热的,有审视的,有怀疑的,还有个眼神飘忽、不敢与他对视的——或许是清廷的密探。
“差在哪里……”
陈九开口,“咱们歷史上,有过多少次造反?”
“从陈胜吴广,到黄巢,到李闯,到洪秀全。我也不知道多少,或许几千次,或许几百次。但或许咱们都知道,这些造反,最后都怎么了。”
谭嗣同忽然开口:“要么被朝廷剿灭,要么自己成了新的朝廷。”
“对。”陈九看向他,“你说的很精炼。”
谭嗣同拱了拱手:“不敢。”
陈九点了点头,接著说,“我自己的理解,造反直白点说就是换皇帝,换朝廷,换一拨人统治。
皇帝换了,规矩还是那套——百姓交租,读书人考试,官府收税,朝廷养兵。换了谁坐那把椅子,底下的人该怎么活,还是怎么活。等到实在活不下去了,就造反,再换一个。”
“而我的想法不同,我们如今讲变法,讲改制,要的不是给江山换个主人,而是要从地基开始,重新打桩,盖一座能挡得住风雨雷电的新房子。
这新房子,要吸纳泰西的营造法式,也要灌注我们中国人的新义理。这其中的新,不是换个招牌,而是脱胎换骨,再造乾坤。”
讲堂里有人轻轻吸了口气,这听著像是否定一切。
“您指的是……换个根?”孙中山问,呼吸急促。
“能成功吗?”
陈九看著他,没有直接接话,
“你们刚才说,洋务办了三十年,为什么还是输?
洋务换的是器,不是体制。买洋枪,造洋炮,练洋操——可这些枪炮操练,最后归谁管?归朝廷管。朝廷的规矩没变,这些新东西就只能在旧规矩里打转。北洋水师的军舰,管带吃空餉,兵丁吸鸦片,和绿营兵有区別吗?”
所以,”
他看向孙中山,“你们有人想维新,想变法,想改制,都好。
那诸君,如果要变的话,真正的敌人是谁?
是慈禧太后吗?是那些满洲亲贵吗?还是那些贪腐的官员?
我年轻时也以为是朝廷误国,是太监弄权,是大臣们卖国。
可这些年读史、阅世,看辛酉政变,看天津教案,看这些年的洋务运动,我慢慢明白——真正的敌人,不是几个人,是我刚才说的根子上的东西,这是一种结构。
什么是结构?就是你换掉一个人,换上来的那个人,用不了多久,也会变成同样的样子。”
他艰难地坐直了些,
“同治年间,恭亲王算不算开明?文祥算不算清廉?
可他们能做什么?他们要做事,就得用那些捐官出身的、满嘴仁义道德实则贪婪无度的人。为什么?因为整个官僚系统,是靠关係和利益粘合起来的——同乡、同年、师生、姻亲,一层层,一张网。你碰一个人,整个网都动。你想砍掉腐败的枝干,树根会把你的斧头咬住。”
“更深的敌人,是道统。”
陈九咳嗽了几声,拿起手帕捂住嘴,喘息了好一会,
而堂中不少人已经变了脸色,甚至起身欲走,但终究是坐下了。
人的名,树的影。
陈兆荣,这个名字,如今在南中国海,过於有分量了,甚至让这些读书人生不起辩驳之心。
“我和你们有些人一样,从小读圣贤书,君君臣臣,父父子子。
忠君就是爱国,质疑朝廷就是乱臣贼子。这套东西,比刀枪更难对付——它刻在读书人的骨头里。
我这些年接触一些读书人,都很著急,很急迫地要改变什么。可你说要不要真的站出来反对朝廷,他们心里那关过不去——这不忠不孝啊。
欧洲那些国家的军队为什么最后都转向镇压起义?
因为士兵们骨子里还认国王,觉得工人造反就是乱。我们这里也一样——真要求变,首先要变掉自己脑子里的君臣纲常。这个敌人,就在我们每个人心里。”
陈九停顿了一下,轻轻嘆息,
“还有一个,是改良的幻觉。
朝廷里有些人,像张之洞,他们愿意变——造枪炮、开工厂、派留学生。他们告诉你:慢慢来,別急,我们也在变。
可你要问他们:科举要不要废?君权要不要限?旗人的特权要不要取消?他们就不说话了。
俄国人搞农奴制改革,沙皇还是沙皇,贵族还是贵族,农奴自由了却没地。
日本人在搞议会,天皇还是天皇,藩阀还是藩阀。这就是改良——给你一点希望,让你不至於饿死,但绝不让你吃饱,甚至让你失去得更多。
对朝廷来说,这是最聪明的办法。
对我们来说,这是最危险的诱惑——你觉得有希望了,於是等,等十年,等二十年,等到你老了,等到你死了,什么都没变。
像是现在一样,
所以,真要革命,敌人不是太后,不是亲贵,不是那几个人。
是这张网。是这个道统。
是这个等一等就会好的幻觉。
还有——”
他苦笑,指了指自己,
“是我们自己。是我们这些一边看透了,一边还在犹豫的人。”
梁启超的心跳漏了一拍。
陈九的目光扫过讲堂,似乎在找什么人。然后,那目光落在梁启超身上。
“你是新会的?”
梁启超站起身,拱手道:“九爷,新会梁启超,字卓如。”
陈九点了点头,没有多说什么,继续道:“我知道,你们里面不少人是有功名的。”
“你们自己,你们的家族,都活在这个体系当中,变法就是背叛自己,这是很难的。”
他站起身,拄著拐杖走到讲堂中央。
“我年轻的时候,在古巴种过甘蔗,在旧金山抓鱼,我慢慢想明白了一个问题——”
他停下脚步,看著讲堂里的年轻人。
“巴黎的工人起义的时候,他们想要的不是换个官员,是麵包、是工作、是活下去。
马克思的书里说——革命不是改朝换代,是社会解放。是把人从等级里、从飢饿里、从无声的状態里解放出来 。
我在书里见过太多起义。美国的內战,他们说是为了联邦,可本质上,是两千万自由人能不能容忍三十万奴隶主寡头统治的问题 。
林肯的法令让黑人成为人,那白人工人才能真正自由 。
变法改制就是这样,它不商量,它否定旧世界运转的规则。
还有海地。
1804年,那些被称作“財產”的黑人站起来,打碎了拿破崙的军团。
他们说这是叛乱,可是最后呢,最底层变成了独立国家的公民 。
它告诉所有殖民地:奴役人的制度,是可以被连根拔起的。
我从这里学习,引导了南洋的殖民斗爭。
所以,什么是变法改制?
不是循环,不是恢復 。
它是过去不允许说话的人,突然开始说话。
是旧的秩序在某个清晨发现,那些它从未正眼看过的力量,已经不再害怕。
本质上就是这么一个时刻:人被逼到悬崖,然后选择了不再回头。
他们不再吝惜生命,不再珍视自己,为的只是一个朴素的愿望,不愿意再这样活下去,那就勇敢地去爭、去跑、去衝锋、乃至去死。
但这样是不容易成功的,变法改制,需要目標,需要纲领。”
陈九咳嗽了几声,手指微微颤抖著接过茶杯,喝了一口,
“说到清朝,说到我们的这片土地,说到杀人。
太平天国,算不算变法改制?他们拜上帝,分田地,想让耕者有其田,想让女子不缠足。可死了多少人?两千万,三千万,没人能数清。血流成河之后,南京城头的旗子又换了顏色。
你们在座有不少人写信问我:你不是也想要变革吗?那你怎么看那些死人?那些被砍下的头,被烧毁的村庄。
我试著区分两样东西:一是要打破旧秩序,另一个是变法改制本身可能变成暴力机器。
法国大革命把国王送上断头台,可断头台自己也会吃人——罗伯斯庇尔最后也躺在上面。
欧洲革命,工人筑起街垒,可街垒挡不住炮弹,也挡不住后来拿破崙三世的政变。暴力一旦开始,就容易失去方向,最后连自己的孩子都吃。
但我要问另一个问题:不变法改制,就不流血吗?
爱尔兰的饥荒,英国港口堆满粮食,爱尔兰人却饿死一百万——这不是血?
六十年代被卖到秘鲁、古巴的华工,十万人上船,活著到岸的不到四万——这不是血?
清廷治下的土地,每天有多少人被枷锁折磨至死,被饿死,他们流的血就不是血?
所以问题从来不是要不要变法改制,是这一时刻自然会出现,问题也不是要不要流血,而是这片土地上的血,是被默默流掉,还是流得有价值。”
陈九苦笑著,
“我现在这副样子,咳血已经三年。
我不怕死,是因为我革了自己的命,在这条路上走了很多年,我已经想好了要往何处去。”
他深吸一口气,
“所以,你们不必著急。
在我死之前,你们大可以爭吵,討论,甚至实验,或者多去世界各地看看,我都可以资助。
我和我的人走在最前面,流血牺牲,变法改制,乃至武装起义,造反杀官,无所谓叫什么。
我死之后,成败与否就不再重要,我已经走到我自己世界的尽头。
成败潮声外,浮生一梦中。
诸君,再会吧........”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半个月后的一个上午,阳光正好。
陈府的庭院里,摆好了照相的设备。那是从法国进口的最新型號,可以拍出清晰的人像。摄影师是个英国人,在香港开了间照相馆,专门给洋人和富商拍照。
“陈先生,可以开始了。”摄影师说。
陈九点点头,走到庭院中央。他在一张雕花木椅上坐下,理了理长衫的衣襟。
林怀舟走到他左手边,站定。她今天穿了一身藕荷色的袄裙,髮髻上插著一支玉簪,温婉端庄。
艾琳犹豫了一下,走到他右手边,站定。
她穿著一件月白色的西式长裙,金髮挽在脑后,脖子上掛著那个旧十字架——那是她祖父留给她的,陪了她很多年。
她手里拿著一本书,是她自己编写的识字课本,封面上印著女子学校的徽章。
陈潮生站在艾琳前面,陈岫云站在林怀舟前面,
摄影师躲在黑布后面,调整著机器。
“陈先生,请看向镜头。夫人,请笑一笑。小姐,请稍微往左边一点。很好,很好……”
陈九看著镜头,忽然有些恍惚。
他想起那些死去的人,还活著人。
他们都在这张照片外面。
但他们都和他有关。
“陈先生?”摄影师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,“请笑一笑。”
陈九扯了扯嘴角,
陈潮生挺起小胸脯,努力做出大人样。
陈岫云伸手去抓一缕阳光,小手在镜头前晃动。
“咔嚓——”
快门按下的一瞬间,时间凝固了。
阳光正好,秋风微凉。
远处的维多利亚港,有船正缓缓离港。
海面上波光粼粼,像撒了一层碎金。
那艘船,会去上海,会去旧金山,会去横滨,会去所有有华人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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