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07章 四大寇（大章加更）

    香港，歌赋街二十四號，
    “杨耀记”的招牌悬在门楣之上。
    铺面不大，卖的是杂货与洋货，兼做些南北行生意。
    杨鹤龄站在窗前，望著楼下往来的人流，忽然笑了一声：“你们说，这满街的人，有几个知道自己是亡国奴？”
    屋內无人应答。
    他回过头，见孙中山正低头翻著一本英文书，陈少白斜靠在酸枝椅上把玩一只鼻烟壶，只有尢列抬起头，悠悠地接了一句：“知道了又如何？知道了，也不过是多个酒钱。”
    杨鹤龄的父亲在澳门经商，在香港置下这间铺子，本是指望儿子能安心做买卖，光大门楣。谁知杨鹤龄从广州算学馆毕业后，非但无心生意，反倒把这里变成了几个年轻人的聚谈之所。
    孙中山在香港华人医学院读书，陈少白是他的同学，尢列则在华民政务司署当书记。四人年纪相仿，志趣相投，每逢课余假日，便在“杨耀记”楼上高谈阔论，往往至夜深方散。
    今夜，尢列带来一包从广州捎来的龙井，陈少白从荷李活道的洋行买了几听英国饼乾，孙中山则刚从学院下课。
    四人围坐在酸枝圆桌前，窗外是歌赋街的灯火，窗內是年轻人蒸腾的热气。
    “逸仙，”
    杨鹤龄转过身，看向孙中山，“你那本《法国革命史》可看完了？”
    孙中山抬起头，將手中的书合上，封面赫然印著法文书名。
    他今年二十四岁，面容清瘦，目光却有一种异样的沉静，
    “看完了。
    法兰西人杀了一个国王，换来的是平等、自由、博爱三个词。我们杀了多少皇帝？可百姓还是百姓，奴才还是奴才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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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陈少白放下鼻烟壶，坐直了身子。
    他生得俊秀，是四人中最年少的一个，不过二十一岁，却已有了几分名士派头。
    他祖父是牧师，父亲是乡绅，从小读的是四书五经，后来又入了广州格致书院，中英文俱佳，琴棋书画无所不通。
    可他偏偏不安分。
    “法兰西的百姓，”陈少白说，
    “杀国王之前，要先知道国王可以杀这个道理。我们的百姓呢？四万万人，有几个知道朝廷是可以不要的？”
    “知道又如何？”尢列仍是那副淡淡的语气，“知道造反要杀头，九族都要诛。你我去说，人家当你疯癲。你我做了，人家还要帮著官府来捉你。”
    尢列年长孙中山一岁，是顺德人，出身书香世家。
    他十七岁隨家人东渡日本，后来又北上京津，遍游华北华东，最要紧的是——他在上海加入了洪门。
    他从未细说，孙中山也从未细问。但正是因为这个身份，他在四人中最沉得住气，也最懂得秘密二字的分量。
    “那我们就等著？”
    杨鹤龄急了，“等朝廷自己倒？等洋人发善心？还是等孔夫子从坟里爬出来救人？”
    他虽是富商之子，却有一腔热血。
    当年在广州算学馆与尢列同窗时，便常听尢列讲洪门的故事，讲明末遗民的悲壮，讲天地会的忠义。
    后来与孙中山重逢，更是如鱼得水，恨不得立刻拉起一支队伍，打到北京去。
    “不是等。”孙中山缓缓开口，
    “是教。是让更多人知道。你我今日在这里说的每一个字，將来都会有迴响。”
    “你们应当都见过。”
    孙中山说道，“在满清治下，我们的同胞，被打了不敢还手，被骂了不敢还口，被杀了也无人问津。
    可他们不是生来如此的。”
    杨鹤龄握紧拳头，手背上青筋暴起。陈少白默然无语，只是轻轻嘆了口气。尢列端起茶杯，吹了吹浮叶，没有说话。
    “逸仙，”尢列放下茶杯，目光落在孙中山脸上，“你那天说的那句话，我想了很久。”
    “哪句？”
    “推翻朝廷。”
    室內忽然安静下来。
    “这是杀头的话。”尢列的声音很低，却很清晰，“你应当知道香港有多少满清朝廷的密探，传出去，你我的人头迟早都要掛起来以儆效尤。”
    “我知道。”孙中山说。
    “那你还说？”
    “因为这是真话。”
    孙中山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
    “我在翠亨村的时候，见过一个老人。他年轻时参加过太平军，跟著洪秀全打到过武昌。后来天京陷落，他逃回广东，隱姓埋名几十年，靠给人打短工度日。
    我问他：你后悔吗？他说：不后悔。我问他：你们当年为什么造反？他说：活不下去了。我问他：如今的日子比那时候好过吗？
    他说：更难过。太平军败了，朝廷更凶了，洋人更狠了，百姓更穷了。”
    他盯著眼前的三人。
    “那个老人去年死了。前几年，他把一张太平天国的圣票夹在信纸里寄给我，让我等他死了烧给他。他说：到了那边，还要用。”
    陈少白忽然笑了一声，“洪秀全？成不了事。他占了半壁江山，最后还不是败了。”
    “因为他不是真的造反。”尢列说，“他是想做皇帝。一门心思想做皇帝的，最后都当不了皇帝。”
    “那谁是真的？”杨鹤龄问。
    无人回答，或者说都默契地看了一眼外面，没吭声。
    香港，是那位的养老地。
    而很多人，都在等著。
    或是等著他死，或是等著他起身，等著他下令，等著他在报纸上来一封新的告同胞书。
    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    陈少白起身，给自己斟了一杯茶。他的手很稳，但眼神里有一种亢奋，
    “我今天在书院听何启先生讲课，”他说，“讲的是英国的议会制度。你们知道吗？英国的国王现在只是个摆设，真正管事的是议会，是首相。老百姓可以骂国王，可以骂首相，可以在报纸上公开说他们的坏话，官府不会抓人。”
    何启是香港的名流，也是孙中山的老师。
    他毕业於英国阿伯丁大学，是香港华人执业大律师，后来又在医学院任教。他与胡礼垣合著的《新政真詮》主张仿行西法、改革政治，对孙中山影响很大。
    “何先生说，”陈少白继续道，“一个国家要强，就要让老百姓说话。老百姓不敢说话的国家，再大的兵舰也是纸老虎。”
    “让老百姓说话？”尢列冷笑一声，“在北京城门口贴个告示，骂两句朝廷试试？看是老百姓的嘴硬，还是刽子手的刀硬。”
    “所以要有枪。”杨鹤龄说，“洪秀全有枪吗？他有。可他还是败了。”
    “洪秀全败，不是败在没有枪。”
    孙中山重新坐下，语气平静而坚定，“是败在没有理。他只说我是天父的儿子，不说人人都是天父的儿子。他只说要推翻清朝，不说推翻了之后怎么办。
    他打下南京，做的第一件事是盖皇宫，是选妃子，是学皇帝的派头。这样的造反，贏了也是输。”
    “美国人的独立宣言，开篇第一句：人人生而平等。这是造反的道理。法国人的《人权宣言》，第一条：人生来而且始终是自由的，在权利上是平等的。这也是造反的道理。我们造反，也要有我们的道理。”
    “我们的道理是什么？”陈少白问。
    孙中山沉默片刻，缓缓吐出八个字：
    “驱逐韃虏，恢復中华。”
    尢列的目光闪了闪。这是洪门的口號，他再熟悉不过。
    恢復中华，这四个字有多少血泪？那是曾经的辉煌和尊严。
    “然后呢？”他问。
    “然后？”孙中山看著他，“然后建立合眾政府。像美国那样，像法国那样。不要皇帝，不要世袭，总统由人民选举，任期到了就换人。”
    “人民？”尢列轻轻摇头，“我们的百姓，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，怎么选举？”
    “所以才要办学，才要开民智。”
    孙中山说，“我去年写给郑藻如的信，说的就是这个。先在香山办农会、禁鸦片、兴学堂，一县做成了，一府就能做；一府做成了，一省就能做；一省做成了，全国就能做。”
    郑藻如是香山同乡，曾任清政府驻美国、西班牙、秘鲁三国公使，当时正退休在家。孙中山今年给他写信，提出在香山县试行改良的主张。
    杨鹤龄听了，连连点头：“这个办法好，稳扎稳打，不惊动人。”
    陈少白却不以为然：“一县一县地做，要做到哪一年？四万万人，等得起吗？洋人可不等我们。”
    “等不起，”孙中山说，“所以更要快。怎么快？有人去办农会，有人去办学堂，有人去运动军队，有人去联络会党。各做各的，齐头並进。”
    他的目光落在尢列身上。
    尢列知道他看的是什么——洪门，天地会，遍布南中国的秘密组织，几百万会眾，都是活不下去的人。
    尢列沉吟片刻，说：“会党讲义气，但不懂主义，不懂民主和自由。他们反清，是因为朝廷害他们活不下去。我走遍好几个地方的洪门，只有上海的好些，没有那么可靠。”
    孙中山摇了摇头，“不见得。那位九爷不也是会党魁首？他一手利刃，人头滚滚；一手教义，教化人心。说到底，会党也是老百姓，只要有人去教，他们也能懂大义。”
    孙中山说，“让他们知道，反清不是为了自己活命，是为了让天下人活命。让他们知道，清朝倒了，不是换一个皇帝，是彻底换个天下。”
    尢列看著他，忽然笑了：“逸仙，你是个会说话的人。难怪关景良的父母不让他跟你来往，怕他把儿子带坏了。”
    关景良是孙中山在西医书院的同学，父亲关元昌是牙医。
    孙中山也笑了：“关景良是个好人，可惜父母管得太紧。他不来也好，省得连累他。”
    “连累？”杨鹤龄大声道，“我们做的事情，本来就是要连累人的。怕连累，就不做了？”
    “做！”陈少白一拍桌子，“我第一个跟你做！要我做什么？”
    “你先读书。”孙中山说，“把书读好，把英文学好，將来有用。”
    “读书？”陈少白瞪大眼睛，“我读得还不够多？我在格致书院读了两年，又在西医书院读了一年，还要读？”
    “要读。”孙中山说，“我们要造一个新中国，就要有新知识。西方的政治、经济、法律、军事，都要学。日本人已经在学了，他们学得比我们快，將来会比我们强。我们不学，就只有挨打的份。”
    尢列给自己斟了一杯茶，茶叶是上等的龙井，是他从广州专程带来的。
    他的生活方式与在座几人截然不同——早晨的漱口水要用鲜莲子熬成汤，凉到温度合適才用；衣裳要穿最讲究的面料，喝茶要喝最讲究的茶。但他偏偏和这些谈造反的人搅在一起，偏偏愿意听孙中山说那些杀头的话。
    “逸仙，之前我託了堂里的大哥给你递信，有回信没有？”
    孙中山点了点头，隨后又苦涩地笑了笑。
    “陈先生也是一个意思，让我先把书读完。”
    尢列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没再说什么。
    几人又聊了一会，话题总是不自觉地偏移，
    “我经常想，凭什么一个人只是活著，就要给人磕头？凭什么一个人只是种田，就要饿死？凭什么那些什么都不做的人，可以坐在家里收租，可以当官作威作福，可以骑在百姓头上？”
    “后来我在广州读书，看见官府抓人，抓的是几个偷东西的孩子。那几个孩子饿得皮包骨头，偷的不过是几个馒头。可官老爷不管这些，把他们抓去，打板子，关起来。他们出来的时候，腿已经断了。”
    孙中山的声音很平静，
    “英国人的报纸可以骂自家的皇帝，可我们的皇帝呢？我们的皇帝在紫禁城里，看不见百姓，听不见百姓，也不在乎百姓。”
    他看著三位挚友。
    “这香港，有自来水，有煤气灯，有医院，有学校。洋人犯了法，也要上法庭。我们那里呢？县太爷一句话，想抓谁抓谁，想打谁打谁。交了钱就放人，交不起钱就关到死。
    这不是船坚炮利的事。这是制度的事。”
    陈少白眼睛一亮：“制度？”
    “对。制度。”孙中山说，“医学院也教法律，英国的法律——当然，是英国人写的，里子肯定偏袒英国人。可它有规矩，不管是好的规矩还是坏的规矩，老百姓知道什么能做，什么不能做。没规矩，或者说有规矩也形同废纸，老百姓就只能猜——猜官老爷今天高兴不高兴，猜今天会不会被抓去打板子。
    猜了几百年，猜成了什么？猜成了奴才。”
    “我们的同胞啊……..被教训了二百多年，忘了怎么当人。”
    陈少白心里发闷，主动撇开了话题，问道：“逸仙，你之前说日本人学西洋学得很快？”
    孙中山想了想：“我听说日本明治天皇登基时，才十五岁。可他们有一批人——像伊藤博文、大久保利通这些人——去欧美考察了两年，回来就改革。废藩置县，学西洋制度；办工厂，学西洋技术；开学堂，学西洋学问。二十年，就起来了。”
    “二十年。”陈少白喃喃道。
    “我们呢？”孙中山说，“我们六十年代就开始办洋务，办到现在三十年，办成了什么？办了几个工厂，买了几条船。可制度没变，朝廷没变，百姓没变。”
    他顿了顿，声音里有一丝疲惫：“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，这些人不可谓不尽力。可他们办洋务，是给朝廷办，不是给百姓办。船造出来，是朝廷的船；枪造出来，是朝廷的枪。百姓呢？百姓还是百姓，奴才还是奴才。”
    “日本今年闹经济危机，听说各项生意被抢了不少，国內日子很难过。可他们照样在办工厂，在造兵舰，举国借债。天皇说话，百姓听；官府办事，百姓信。我们呢？
    我们有什么？北洋水师看起来风光，可那钱是哪来的？是借洋人的，是收厘金的。
    借的钱要还，收的税要交。百姓一边交税养兵，一边被洋人欺负。这兵，养出来给谁用？
    人家的兵，是国家养的。我们的兵，是官老爷养的。国家养兵，兵为国家死；官老爷养兵，兵为官老爷死。可官老爷太多了，有大有小，有满有汉，兵不知道该为谁死，索性就不死了，跑就是了。
    “我近来在算一笔帐。”
    他抬起头，目光扫过三人。
    “我在算——奴才算不算得明白帐。”
    “陈先生让我多看看这世上其他地方的人，是怎么活的。”
    陈少白微微一怔，放下手中的鼻烟壶。杨鹤龄原本倚在窗边，此刻也直起身子。尢列端著茶杯的手停在半空，杯中茶水纹丝不动。
    孙中山翻开自己书袋里一本亨利·乔治的著作，指著书页上密密麻麻的批註。
    “这本书讲的是：为什么机器越多，工人越穷？为什么国家越富，贫民窟越多？亨利·乔治算了一笔帐——土地被少数人占了，大多数人只能租地求活，种出来的粮食，七成要交给地主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地租。地租是什么？地租是看不见的鞭子。”
    “可你们不要以为，只有我们这里有地租，只有我们这里有鞭子。英国人、法国人、德国人，他们也有。他们也有穷人，也有饿死的人，也有活不下去的人。”
    杨鹤龄微微一愣：“逸仙，你不是常说英国如何好、法国如何好吗？怎么他们也有这些？”
    孙中山合上书，靠在椅背上。
    “我说英国好，是说他们的制度有值得我们学的地方——议会、法律、言论自由。
    可这不意味著英国就是天堂。恰恰相反，就在我们说话的此刻，伦敦东区、柏林北郊、巴黎城郊，有成千上万的人，过得比我们村的佃农还惨。”
    “你们知道伦敦东区吗？”孙中山问。
    三人摇头。
    “陈先生给我寄了很多报纸，有英文的，有法文的，我读得很费劲，但我读懂了。伦敦东区，那是伦敦最穷的地方，那里住的全是码头工人、临时工、失业的人，还有——女人和孩子。”
    “有个火柴厂，叫布莱恩特与梅，在伦敦东区。厂里雇了几千人，大多是女人和女孩，最小的只有十四岁。她们一天干十几个钟头，挣几个便士。可这几个便士，还要被扣。为什么被扣？因为脚脏了，扣钱；因为工作檯没收拾乾净，扣钱；因为说话了，扣钱。隨便什么理由，工头想扣就扣。”
    尢列眉头微皱：“这不跟我们的佃农一样吗？交了租还要交杂派，交了杂派还要交耗羡。”
    “一模一样。”孙中山说，“可最惨的不是这个。最惨的是——她们隨时会死。”
    他从书里抽出一张报纸——伦敦新闻画报》，指著上面的一则报导。
    “火柴要用黄磷，黄磷有毒。这些女孩天天接触黄磷，几年之后，下巴就开始烂。牙齿鬆动，牙齦流脓，頜骨坏死。到最后，整个下巴会烂穿，露出骨头，发出恶臭。这病伦敦人管它叫影子下巴——因为得病的人，下巴会慢慢消失。”
    他放下报纸，声音沉下去。
    “这种病，死亡率接近两成。每五个得病的女孩，就有一个会死。可她们不敢停工，不敢告病，因为停了工就没饭吃。她们只能一边烂著下巴，一边继续干活，直到烂得干不动了，或者死了。”
    室內一片寂静。
    陈少白喃喃道：“十四岁的女孩……烂著下巴等死……”
    孙中山说，“最讽刺的是，这家火柴厂的股东，是伦敦的名流，是议会的议员，是女王册封的爵士。他们每年分红，赚得盆满钵满。而那些女孩，用命给他们赚钱，自己却住在贫民窟里，吃著发霉的麵包，喝著掺水的牛奶。”
    他抬起头。
    “就在两年前，这些女孩终於受不了了。一千四百人，集体罢工。她们走上街头，喊著口號，要求涨工资，要求取消罚款，要求改善条件。你们猜，英国政府怎么做的？”
    杨鹤龄问：“怎么做的？”
    “没怎么。”孙中山说，“报纸报导了，议会討论了，几个议员站出来替她们说话。然后呢？然后工厂主让步了，涨了一点工资，取消了几项罚款。罢工结束了，女孩们回去继续干活，继续烂下巴，继续等死。”
    他停了一下，看著三人的眼神。
    “这就是英国。有议会，有报纸，有言论自由，可那些女孩，还是烂著下巴等死。她们的议会，不会替她们立法禁黄磷——因为黄磷赚钱，因为股东是大人物，因为政府不想得罪有钱人。”
    孙中山又抽出另一份德国报纸，上面转载了一篇柏林医生的报告。
    “这是德国的情形。”他说，“柏林有个医生，叫弗兰茨·奥本海默，在贫民区行医。他写了一份报告，讲他每天看到什么。”
    他念道：
    “这个区住的都是什么人？是小业主、工人、妓女、流浪汉。最多的是工人，有技术的少，没技术的多。我第一次走进这里的时候，就像看见了美杜莎的头——那张脸，能把人变成石头。”
    他抬起头：“美杜莎是希腊神话里的妖怪，看一眼就变成石头。这个医生说，贫民窟的脸，就是美杜莎的脸。”
    他继续念：
    “这里的孩子，十个里有一个会死。不是病死，是热死。夏天，贫民窟的房子里热得像蒸笼，夜里也凉不下来——四周都是高墙，白天吸的热，夜里全放出来。孩子们喝了餿掉的牛奶，得了暑热腹泻，拉几天就没了。有个医生说过一句话：穷人的孩子，只有躺在棺材里才能凉快下来。”
    “第二种死法，是肺癆。得病的都是什么人？是本来身体很好的工人，在工厂里吸了灰，住在没有光没有风的屋子里，吃的又不够，慢慢就病了。我们眼睁睁看著他们死，看著他们的家垮掉。偶尔能送进医院，可住不了几天就得出来——要干活。不干活，全家都得饿死。”
    “第三种死法，是打胎。这里的女人，没钱养孩子，又没法不生孩子，就去找那些脏婆娘，在脏角落里打胎。那些婆娘骗走她们最后几个铜板，然后把她们弄得半死不活，或者直接弄死。”
    孙中山放下报纸，看著三人。
    “这就是柏林。德国的首都，一个十分强大的国家的中心。你们以为德国人过得比我们好？他们也有贫民窟，也有饿死的人，也有烂下巴的女孩，也有打胎打死的女人。”
    尢列轻轻嘆了口气：“天下乌鸦一般黑。”
    “不，尤兄。”孙中山摇头，“不是一般黑。是不一样黑。”
    “我们这里，是朝廷把你变成奴才，让你不知道自己可以站著活。他们那里，是工厂主把你变成机器，让你知道自己可以站著活——可站著活，还是活不下去。”
    “英国有议会，有工会，有报纸。那些女孩罢工，报纸会报导，议员会说话，工会会支持。她们知道，自己是在爭取什么。可我们呢？我们的百姓罢工，官府会抓人，朝廷会杀头，天下人会说是刁民作乱。她们至少还有路走，我们没路走。”
    “再说法国。”孙中山走回桌边，继续翻他的书袋。
    “今年五月，巴黎的煤气工人罢工。你们知道煤气工人是干什么的吗？是给巴黎的路灯点火的。巴黎的煤气灯，有几万盏，全靠这些工人一盏一盏地点。”
    他抬起头。
    “他们要求涨工资，要求减少工时，要求成立工会。你们猜，法国政府怎么做的？”
    陈少白问：“怎么做的？”
    “派兵。”孙中山说，“军队开到工厂门口，工人不肯復工，军队就开枪。打死几个？报纸没写清楚。可罢工被镇压了，工会被解散了，工人被开除了。”
    他顿了顿。
    “法国，有《人权宣言》，有自由、平等、博爱，可工人罢工的时候，军队照样开枪。他们的总统，叫卡诺，是个大资本家。他们的总理，叫弗雷西內，也是个大资本家。他们的议会里，坐的全是有钱人。工人说话，他们不听；工人罢工，他们开枪。”
    尢列沉吟道：“所以逸仙，你是说，洋人也不是什么都好？”
    孙中山说，“自然，洋人也有洋人的问题。他们的工厂主，跟我们的地主一样，靠吸工人的血活著。他们的政府，跟我们的朝廷一样，站在有钱人那边。他们的军队，跟我们的八旗兵一样，专门对付穷人。”
    他嘆了口气，接著说。
    “可有一点不一样。”
    “什么不一样？”
    “他们可以说话。”孙中山说，“伦敦东区的女孩罢工，报纸会报导，议员会质问，工会会支持。柏林贫民窟的医生，可以把他的报告印成书，让全德国的人都看见。巴黎的工人，可以组织工会，可以罢工，可以跟政府谈判——虽然谈判不成会被开枪打死，可至少他们试过，他们至少还能有个微不足道的地方开口。”
    他直勾勾地看著三人。
    “我们呢？我们的百姓，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。佃农交不起租，只能跪著求地主；码头工人被打，只能捂著血流走；孩子饿死了，只能挖个坑埋了。他们不敢说，不敢写，不敢闹。因为他们知道，说了也没用，写了会被抓，闹了会被杀。”
    孙中山的语气渐渐平静下来。
    “所以你们看，这世界上的黑暗，分两种。”
    他伸出右手，竖起一根手指。
    “第一种，是英国、法国、德国那种黑暗。他们有议会，有法律，有报纸，有工会。可他们的议会里坐的是有钱人，他们的法律偏袒有钱人，他们的报纸替有钱人说话，他们的工会打不过有钱人的军队。这种黑暗，是光天化日下的黑暗。你知道它在哪里，你知道它为什么存在，你可以指著它骂，可以组织起来跟它斗。斗得过斗不过，是另一回事，可至少你可以斗。”
    他又竖起第二根手指。
    “第二种，是我们这里的黑暗。我们没有议会，没有法律，没有报纸，没有工会。百姓不知道自己在受苦，不知道谁让他们受苦，不知道该怎么反抗。他们以为，活著就是这样，苦就是这样，奴才就是这样。这种黑暗，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。你不知道它在哪里，你不知道它为什么存在，你连骂都不知道该骂谁。”
    他放下手，看著三位挚友。
    “亨利·乔治写《进步与贫困》，是让美国人知道，他们的黑暗在哪里。奥本海默医生写报告，是让德国人知道，他们的黑暗在哪里。那些火柴厂的女工罢工，是让英国人知道，她们的黑暗在哪里。他们有光，所以能看见自己的黑暗。”
    他顿了顿，声音沉下去。
    “我们呢？我们连光都没有。我们只能摸黑走路，摸著墙走，摸著地走，摸著前面人的后背走。走了一辈子，也不知道自己走到哪儿了。”
    杨鹤龄握紧拳头：“所以我们要点灯。”
    孙中山看著他，“是的，点一盏灯。让百姓看见——原来我不是一个人，原来別人也跟我一样苦，原来我们可以一起走。让百姓看见，原来这黑暗不是天生的，是有人故意点的；原来这奴才不是天生的，是有人故意熬的。”
    “陈先生拒绝我的时候，我时常不忿，可是看完这些他给我的资料，我才发现，有太多的地方要改变，有太多的问题要面对。”
    孙中山继续说：“你们知道清朝有多少条律例吗？我在书院问过何启先生，他说《大清律例》正文四百三十六条，附例一千多条。这还只是律，还有则例，还有会典，还有各部院衙门自己定的规矩。”
    他伸出右手，五指一根一根地弯下去。
    “这四千多条规矩，有几条是护著百姓的？田赋怎么收，丁银怎么派，徭役怎么征，盐怎么卖，铁怎么炼，出海怎么禁，读书人怎么考，当官的怎么升，犯了事怎么判——全写明白了。写明白了，百姓就明白了？”
    他摇摇头。
    “不。写明白了，百姓就更糊涂了。因为写明白的是：你什么都不能做。”
    他的声音渐渐高了起来：“你想开荒种地？先交钱领荒照。你想下海捕鱼？先交钱领船照。你想进城做工？先交钱领路引。
    你想读书考功名？先交钱拜老师，再交钱应县试、府试、院试，中了秀才还要交钱拜座师。
    你想娶媳妇？先交钱请媒人，再交钱下聘礼，再交钱办酒席。
    你想死了埋进祖坟？先交钱请风水先生，再交钱买棺材，再交钱给地保送礼——否则就告你占用官地。”
    他一口气说了下来，语速越来越快。
    “你活著，要交钱。你死了，还要交钱。你一辈子，就是给官老爷交钱的一辈子。你以为你是在过日子，其实你是在替官老爷过日子。你种出来的粮食，三成归你，七成归地主和官府。你养出来的孩子，长大了继续种粮食，继续三成归自己，七成归別人。”
    他停顿了一下，深吸一口气，声音沉下去：
    “这叫什么？这叫佃租制。我算过一笔帐——按朝廷的规矩，田赋是三十税一，听起来不重，对不对？可田赋之外，有耗羡，有平余，有杂派，有摊捐。加起来，少说也是十税一。这还只是朝廷收的。地主收多少？地租一般是五成，遇上好年景，能收到六成七成。朝廷拿一成，地主拿五六成，佃农剩下三四成。”
    他从桌上拿起一支笔，在纸上写下一串数字：
    “一户佃农，种十亩地，亩產两石，一年收二十石。田赋耗羡，拿走两石。地租按五成算，拿走十石。还剩八石。八石，够不够一家四口吃一年？勉强够。够不够交別的税？不够。够不够买盐、买布、修农具、看病？不够。怎么办？”
    他放下笔，看著三人。
    “借。借高利贷。春借一石，秋还两石。借几年，地就没了。地没了，怎么办？去码头扛活。扛活也扛不动了，怎么办？去討饭。討饭也討不动了，怎么办？等死。”
    杨鹤龄一拳砸在桌上，震得茶壶跳了起来：“这就是朝廷！这就是大清！”
    孙中山没有接他的话，继续说：“尤兄走过南洋，你知道猪仔是什么。”
    尢列点头，声音低沉：“签一张契约，押三年五年，在种植园里干活，一天十几个钟头。病了没人管，死了就地埋。能活著回来的，十个人里不超过三个。”
    孙中山说，“可为什么还要去？因为留在家里，也是死。去南洋，还有一线活的指望。”
    “这就是我们的百姓。他们不是天生就愿意当奴才的。他们是活不下去了，才学会了跪著活。他们跪著，不是因为膝盖软，是因为站著会死。”
    陈少白忽然开口：“逸仙，你方才说，奴才算不算得明白帐。你这帐，我听懂了。可百姓自己，算得明白吗？”
    孙中山看著他：“少白，你说，一个从生下来就没吃过饱饭的人，他最想要的是什么？”
    陈少白想了想：“吃饱饭。”
    “对。吃饱饭。一个从生下来就挨打的人，他最怕的是什么？”
    “挨打。”
    “对。挨打。一个生下来身边就全都是短命鬼的人，他最怕的是什么？”
    “吃不饱饭，还要经常挨打。”
    三人脸色都很难看。
    孙中山接著说，“那一个从生下来就被告知你是贱民，你得守规矩才能不挨打，才能有口饭吃的人，他最相信的是什么？”
    陈少白沉默。
    “他最相信的是：我就是贱民，我就是短命鬼，我得在有限的日子里，儘量让自己活下来。”
    孙中山说，“这就是两百多年的日子熬出来的东西。你告诉他，你可以不做奴才，可以站起来，可以有自己的地，可以自己说了算。他信吗？他不信。他会想：这不是真的。这一定是骗我的。如果我信了，我会被打得更惨，或者，我会死。”
    “我们面对的，不是一群等著被救的人，是一群被伤透了心的人。他们的心，被伤了两百多年。”
    “英国人有议会，有报纸，有规矩。可他们这些东西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他们打了多少年仗？杀了多少个国王？流了多少血？《大宪章》是1215年签的，到现在六百多年了。六百多年，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”
    “英国人为什么有船坚炮利？因为他们有钱。为什么他们有钱？因为他们有工厂。为什么他们有工厂？因为他们有科学。为什么他们有科学？因为他们有大学。为什么他们有大学？因为他们有人肯想、肯写、肯说。”
    “这些东西，同样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是三百年前，有一批人，在荷兰、在英国、在法国，开始想问题。他们想：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？人到底是什么样的？国王到底是什么样的？上帝到底是什么样的？他们想了，写了，说了。然后，世界就变了。”
    “美国人更短些，从独立到现在，才一百来年。可他们有什么？他们有《独立宣言》，有《联邦论》，有华盛顿、杰斐逊、富兰克林这些人。这些人，用脑子想，用笔写，用嘴说，把道理讲明白了，老百姓才信。”
    “我们呢？我们有什么？我们有《四书》《五经》，有孔孟程朱，有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。可这些人，讲的是忠君，讲的是爱民，讲的是『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』。他们从来没想过，可以让民自己知之。”
    “所以我说，奴才不是天生的。是两百多年的朝廷，用律例、用刀枪、用板子、用租税、用高利贷、用飢饿、用恐惧，一点一点，一寸一寸，把人心磨成奴才的。磨到最后，人自己都忘了，自己原来是可以站著的。”
    孙中山摇了摇头，“我们这些人，读了书，见了世面，会算帐。可百姓不会。他们识字的不多，见过世面的更少。你跟他说平等，他听不懂。你跟他说自由，他听不懂。你跟他说民主，他更听不懂。”
    “可你跟他说——这地是你种的，收成就该归你，他听得懂。你跟他说——这官是你养的，他就该替你办事，他听得懂。你跟他说——这朝廷是你交税养活的，凭什么骑在你头上，他听得懂。
    陈少白若有所思：“所以，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话说。”
    “或许吧，但听得懂不代表信得过。”
    ”那位九爷杀了多少人才建立起今天的威信？他也不是光靠嘴说的，他的公报办了这么多年，老百姓识字吗？不识字，可我识字，读书人识字，士绅识字。”
    “我们中国人，不笨，不懒，不蠢。我们只是两百多年，没人敢想，没人敢写，没人敢说。敢想的，被杀了头。敢写的，被烧了书。敢说的，被割了舌头。杀了两百多年，终於没人敢想了。”
    他目光灼灼，从怀里掏出一份《公报》
    “这是最新一期的报纸，那位九爷的手笔，我看完了之后泪流满面，几不可信。
    这报纸上说，这两百多年，朝廷做的事，可以归结为九个字——分其民，愚其民，弱其民。”
    “你们可知道，江寧城里有一座城？”孙中山问。
    杨鹤龄一怔：“江寧？你是说南京？”
    “是，南京。”孙中山说，“我有个同学是江寧人。他告诉我，江寧城东，有一座满城，里面住的都是旗人，汉人不得入內。那座城有多大？占了江寧城近一半的地方。”
    “这不是南京一处的做法。西安有，杭州有，广州有，荆州有，成都有——全国各要地，都有这样的城中之城。”
    尢列沉吟道：“我在北方游歷时，见过西安的满城。占了西安城四成多的地面，周围八千多丈的城墙，里面驻著两万多旗兵旗民。那城门有兵把守，汉人进去要盘查，出来也要盘查。”
    孙中山说，“这就是朝廷的第一道法度——旗民分治。”
    “旗民不交產，旗民不通婚，旗民不同刑。”
    “这是大清律里写著的。”他指著报纸上那行字，“旗人的地，不能卖给汉人；旗人的女儿，不能嫁给汉人；旗人犯了法，不归地方官管，由专门的『理事同知』审理。汉人打了旗人，罪加一等；旗人打了汉人，罚酒三杯。”
    陈少白冷笑一声：“我看了那篇报导，这就是分其民——把人和人隔开，让你没法抱团。”
    孙中山继续说，“旗人靠什么活著？”
    杨鹤龄想了想：“当兵吃粮？”
    “嗯，只当兵，不做別的。”
    孙中山说，“朝廷规定，旗人除了当兵当差，不准务农，不准经商，不准做工。他们的房子是朝廷盖的，粮食是朝廷发的，餉银是朝廷给的。一家几口，全靠一个人的兵餉养活。”
    “这看起来是优待，可你们想过没有——这样一来，旗人就离不开朝廷了。他们没有自己的產业，没有自己的生计，离开朝廷的餉银，一天都活不下去。他们只能死心塌地跟著朝廷，替朝廷看著汉人。”
    尢列缓缓点头：“我在洪门时，听过一句话：八旗是朝廷养的狗。这话虽粗，理却不粗。狗要听话，就得让它饿不著，也饿不死——饿不著，它才肯卖命；饿不死，它才不敢跑。”
    “尤兄这话通透。”
    孙中山说，“可这狗，不光要养，还要圈。旗人也不能隨便离开满城，出城要告假，远出要註册，逾期不归就按逃旗论处。他们被圈在城里，汉人被圈在城外，各过各的，各活各的。”
    “你们看这香港，洋人管著，可华洋之间，没有这样的墙。洋人可以住在半山，华人可以住在山下，中间没有墙，只有路。可我们那里，有墙。有形的墙，无形的墙，把人和人隔开。”
    陈少白若有所思：“所以分其民，就是让你没法知道——原来別人也跟我一样苦，原来別人也想反抗。”
    孙中山转头看他，“没错，让你以为，你是孤零零的一个人。让你以为，这天下就你一个人在受苦。让你以为，那些旗人是天生的主子，你是天生的奴才。”
    “这报纸上还写了。”他说，“写的是朝廷这两百多年，怎么对付读书人。”
    他翻开內页，指著上面的文字。
    “顺治朝开始，就有文字狱。第一个倒霉的，是个叫函可的和尚，因为写了一本《变记》，被流放瀋阳，死在关外。康熙朝，庄氏《明史》案，七十多人被杀，家属流放。《南山集》案，戴名世被砍头，几百人受牵连。”
    他抬起头。
    “这些案子，都是什么罪名？不是谋反，不是叛逆，是写书。写明朝的事，写前朝的人，写不该写的字，说不敢说的话。”
    杨鹤龄皱眉：“就因为写几个字，就杀人？”
    “杀人？”孙中山冷笑一声，“庄氏《明史》案，死了七十多人。吕留良案，吕留良已经死了，还要把尸体挖出来，銼骨扬灰。他的儿子、学生，全部处斩。他的书，全部烧掉。”
    他停顿了一下，声音沉下去：
    “这不是杀人，这是诛心。”
    尢列端起茶杯，却没有喝。
    他看著杯中浮沉的茶叶，缓缓道：“我在上海洪帮，听老人说过，雍正年间有个案子，叫『维民所止』。考官出的考题，被说是『雍正去头』，考官当场被砍了脑袋。”
    孙中山说，“哼，你要写诗，他挑你的字眼；你要著书，他翻你的典故；你要说话，他听你的音声。你永远不知道，哪句话会要你的命。”
    他在室內踱了几步。
    “可最厉害的不是杀人，是烧书。”
    “乾隆朝，朝廷以修《四库全书》为名，向全国徵集书籍。说是徵求，实则是审查。凡是涉及满清入关的，烧；凡是记载清军屠城的，烧；凡是主张华夷之辨的，烧；凡是用了不该用的字的，烧。”
    他停下脚步，看著三人。
    “烧了多少，没有確数，但报纸上写著，估计至少十几万种书，从此人间绝跡。有些书，只剩下书名，內容再也找不到了。”
    杨鹤龄倒吸一口凉气：“十几万种……”
    孙中山说，“几千年的书，烧了十几年。烧完之后，你再看天下，乾乾净净，一片太平。可那是真的太平吗？那是被清空的太平。”
    “还有更厉害的。”
    他伸出一根手指。
    “第一，朝廷自己编书。《康熙字典》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《四库全书》，都是朝廷修的。修书的时候，刪什么，留什么，改什么，全是朝廷说了算。你后来读的书，都是被朝廷洗过的书。”
    他又伸出第二根手指。
    “第二，控制科举。八股取士，四书五经，几千年的智慧，最后就剩下几本经书、几篇范文。你读什么，朝廷定；你写什么，朝廷判；你中不中举，朝廷说了算。天下的读书人，一辈子就琢磨那几本书、那几篇文，哪有功夫去想別的？”
    尢列嘆了口气：“愚其民……..不让你知道真相，不让你读真书，不让你想真事。久而久之，你就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。”
    孙中山摇了摇头，“可这还不够。还有第三件：弱其民。”
    “我读了报纸，方知道，为什么我们中国人，见了官要跪。”
    “从顺治朝开始，朝廷就定了一条规矩——官民相见，必须跪拜。”
    孙中山说，“这不是古礼，是大清的新礼。明朝的时候，士大夫见官，作揖即可。可大清不许，大清要你跪。”
    “还有剃髮。”
    他指著自己的头髮。
    “遵依者即为我国之民，迟疑者同逆命之寇，必置重罪。有十个字，你们都晓得——留髮不留头，留头不留髮。”
    杨鹤龄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辫子，脸色铁青。
    “江阴、嘉定，为这辫子，死了多少人？”孙中山说，“江阴守城八十一天，城破后被杀十七万。嘉定三屠，死了多少？没人能数清。可最后呢？最后大家都剃了，都留辫子了。”
    “为什么要剃髮？因为头髮是我们的根。蓄髮是汉人的传统，是孔夫子传下来的规矩，是衣冠，是礼仪，是气节。朝廷要让你剃髮，就是要你忘了自己的根。”
    陈少白喃喃道：“剃了发，换了衣，就再也不是原来的模样了。
    让咱们在外形上，变成另一个人。你以为你还是你，可你照镜子的时候，已经认不出自己了。”
    孙中山沉默了一会，看著尢列：“你走过沿海，可知道顺治、康熙年间的迁海令？”
    尢列点头：“听说过。把沿海百姓內迁三十到五十里，烧掉他们的房子，毁掉他们的田地，不让任何人出海。”
    “我昨日才搞清楚这里面的內情。”
    孙中山说，“报纸上详细列举了，顺治十八年，朝廷下迁海令，从辽东到广东，沿海一律內迁。为什么？为了切断郑成功跟大陆的联繫。可他们不管百姓的死活。三十里內，房屋烧光，田地荒芜，百姓流离失所，老弱转死沟壑，少壮流离四方，不知几百万人。”
    他声音渐渐高了起来：
    “你们算算——几百万人，没了家，没了地，没了生计。有的饿死，有的累死，有的被官兵杀死，有的被海贼掳走。剩下的，逃到內地，给人当佃户，当长工，当奴隶。几代人的积蓄，一把火烧光。几百年的基业，一纸令下，化为乌有。”
    他深吸一口气。
    “这就是弱其民。让你没有家，没有地，没有產业，没有活路。让你只能靠给地主种地活著，靠给官老爷当差活著，靠给朝廷磕头活著。”
    室內一片寂静。
    良久，尢列轻轻嘆了口气：“这不是哪一朝哪一代的事，这是一套完整的制度。分其民，让你抱不成团；愚其民，让你想不明白；弱其民，让你站不起来。
    这就是两百多年的功夫。一点一点，一寸一寸，把人磨成奴才。”
    “最上面是朝廷，是皇帝，是满洲亲贵。中间是旗人，是八旗官兵，是满城的百姓。最下面是汉人，是民，是百姓。”
    “可这最下面一层，也不是铁板一块。有士绅，有地主，有商人，有佃农，有长工，有奴僕。士绅可以考功名，可以当官，可他们当的官，是满人挑剩下的。地主可以收租，可以纳妾，可他们收的租，一半要交朝廷。商人可以发財，可以置產，可他们发的財，隨时可以被官府抄走。”
    他抬起头，眼里有著挣扎的愤怒，“或许这也是满清奴化的厉害之处啊——让你觉得，你比別人强一点，让你觉得，你还有希望往上爬。可你再怎么爬，也爬不到最上面去。因为最上面那层，是满缺，满族官员才能当的缺。”
    “《大清律》里写得很明白：满人可以任汉缺，汉人不能任满缺。同一职位，满人的权力比汉人大。六部尚书，满人说了算；地方督抚，满人居其半。两百多年，汉人当过多少大学士？当过多少军机大臣？扳著指头都能数过来。”
    陈少白冷笑：“这不还是主子和奴才吗？我常听那些苦力和农民说的三个字，苦惯了。
    这三个字，就是两百多年的功夫。
    你们想想，这两百多年，朝廷做了什么？不止是打打杀杀，是慢慢熬。用满城把你圈起来，用文字狱把你嚇住，用剃髮令把你的根斩断，用禁海把你的路堵死，用科举把你的脑子捆住，用八旗把你的盼头掐灭。剩下的，无非就是哪里冒出个清醒的，杀掉就是了。
    无非香港这位成了气候，清廷实在下不去刀而已。除了咱们几个，眼下这香港，到底有多少想改天换日的清醒之人，谁敢想？”
    孙中山点了点头，沉默了一会说道，
    “我也时常害怕。我也是人，我也只有一条命。我大哥在檀香山辛辛苦苦赚钱供我读书，我要是死了，他怎么想？我要是被朝廷杀了，他怎么办？”
    “可还有比死更可怕的事。”
    “什么事？”
    “眼睁睁看著这个国，就这样烂下去。”
    “眼看著洋人欺负我们，眼看著百姓饿死，眼看著朝廷一天比一天昏庸，眼看著孩子生下来就註定当奴才——而我什么都不做，只是活著，只是读书，只是娶妻生子，只是老死。”
    他摇摇头。
    “那比死还可怕。”
    …………
    天色微明时，歌赋街上已有早起的小贩挑著担子走过，叫卖声远远传来。
    四个人站在窗前，看著这座逐渐甦醒的城市。
    “你们说，”陈少白忽然问，“咱们能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事情？咱们会不会半道就丟了脑袋……”
    “一百年后，还有人记得咱们吗？”
    无人回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