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08章 新会故人

    梁宝瑛坐在祖厅的酸枝椅上，手里捏著一封刚从县城送来的信。
    信是县学的教諭写的，无非是些勉励的话，说启超此去京师，若能高中，便是新会全县的体面。
    他把信折好，抬眼看向站在天井边的长子。
    启超十九岁了，是个大人了，可梁宝瑛看得出，儿子的心不在这儿——不在祖厅，不在茶坑，甚至不在广州。
    “明日几时启程？”梁宝瑛问。
    “回父亲，县里的船说卯时到江门，接了人便走。”
    梁宝瑛点点头，沉默半晌，指了指身旁的椅子：“坐。”
    启超依言坐下，目光扫过祖厅四壁。这屋子他从小看到大，每一块砖、每一道梁都熟得很。正中供著列祖列宗的神位，香炉里还有昨夜母亲留下的香灰。
    一切都是旧的，像这茶坑村的山水一样，多少年不变。
    “你此番北上，”梁宝瑛开口，“经广州，过南雄，越大庾岭，入江西，再沿赣江而下，过九江，转长江，北上运河，进京。少说也得两个月。”
    “儿子晓得。”
    “路上仔细身子。北边冷，不比家里。”
    梁宝瑛顿了顿，“到了京城，不可多言，不可多事。你那些——那些什么西洋书，什么《万国公法》，尤其是那几分私藏的报纸，收一收。会试考的是四书五经，是朱注，不是洋人的东西，不是….谋逆的东西。”
    启超垂下眼，没吭声。
    梁宝瑛知道儿子不服。
    这孩子自小聪明，过目成诵，十二岁中秀才，十七岁中举人，在整个广东都是有名的神童。可越聪明，越容易走偏。
    这几年他看那些洋人的书，结交那些谈时务的人，梁宝瑛不是不知道，只是一直没说破。明日就要北上，这话，他必须说。
    “你知道咱们梁家，是怎么来的吗？”梁宝瑛忽然问。
    启超抬起头，有些意外父亲突然又说这些老话。
    “咱们这一支，是福奐公之后。福奐公，是梁氏第十三世。”
    梁宝瑛的声音缓下来，讲一个讲了很多遍的故事，“福奐公当年，不过是个教书先生，带著一家老小，从新会县城搬到这茶坑村来。那时候，这儿还是荒山野岭，虎豹出没。福奐公带著儿子们，开荒、种地、建屋、办学。几代人下来，才有了今天。”
    “咱们这一支，从来不是大户，不是显族。”
    梁宝瑛看著他，“你曾祖辈，高祖辈，都是读书人，可都没能中举。到你祖父这一辈，才算在乡里有了些名声。你祖父寅阶公，一辈子教书育人，临老也不过是个岁贡生。我这一辈子，连个举人都没中，只能守著这几亩薄田，在乡里办办团练，管管族里的事。”
    他停了停，目光落在儿子脸上：“咱们这样的家族，最怕什么？”
    启超没答。
    “最怕的，不是穷，不是苦，是断了路。”
    梁宝瑛一字一句，“读书的根断了，往上走的梯子断了，在这乡里的立足之地，也就断了。你祖父、我，拼了一辈子，图什么？图的就是让你能站得稳，走得远。”
    “父亲，”
    启超终於开口，“儿子知道您的心意。可儿子在想——走得远，就一定要走科举这条路吗？”
    梁宝瑛眉头微微一皱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    启超沉默了一会儿，像是在斟酌措辞。
    然后他抬起头，眼睛里那点亮光跳了跳：“为何不走陈兆荣那种强国之路？”
    祖厅里的空气，忽然凝住了。
    梁宝瑛的脸色，瞬间变了。那张常年晒得黝黑的脸，先是白了一白，隨即涨得通红。他猛地站起来，椅子在青砖地上刮出刺耳的一声响。
    “放肆！”
    这一声吼，震得屋樑上的灰尘都往下落。
    后院传来母亲的脚步声，又停住了，不敢进来。
    梁宝瑛指著儿子的手在抖：“你——你——那个乱党，那个叛逆，你提他做什么？你要学他？你想学他？”
    启超也站了起来，但没退，也没躲。
    他看著父亲的眼睛，“儿子没想学他。儿子只是想知道——一个渔民的儿子，能做成那样的事，咱们读书人，反倒不如他？”
    “他做成什么事？”梁宝瑛的声音几乎破了音，“他那是造反！是谋逆！他打败了法军不假，可他占安南、占台湾，他眼里还有朝廷吗？他眼里还有皇上吗？”
    “朝廷打不过法军。”启超忽然说。
    这一句，像一瓢冷水浇在火上。
    梁宝瑛愣住了，张了张嘴，竟说不出话来。
    启超的声音还是那样低，却字字清晰：“父亲，儿子看过那些洋人的书，也看过邸报，还有他们印的公报。
    这么多年多，朝廷拿洋人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不是委曲求和就是卖国。可陈九——他一个渔民出身的人，他打退了法军，他占了马尾，他让洋人怕他。”
    他顿了顿，看著父亲的眼睛：“父亲，儿子有时候想，朝廷怕他，是不是就因为，他能做成朝廷做不成的事？”
    梁宝瑛站在原地，胸膛剧烈起伏。他张了张嘴，想说“你这逆子”，想说“你懂什么”，可那些话堵在喉咙里，一个字都出不来。
    良久，他慢慢坐回椅子上，像是被抽去了全身的力气。
    “你坐下。”他说，声音忽然老了十岁。
    启超依言坐下。
    祖厅里静了许久，只有后院的鸡叫，远远传来。
    梁宝瑛开口，“你以为，新会县的士绅们，心里没想过你说的这些？”
    “你以为，只有你看那些洋人的书，只有你知道朝廷打不过洋人？”
    他顿了顿，从怀里摸出一个皱巴巴的菸袋，慢慢往铜烟锅里装菸丝。手有些抖，菸丝洒出来一些。
    “我告诉你，茶坑村的士绅，新会县的士绅，广州府的士绅，心里都清楚。从道光年间打到今天，打一次败一次，割地、赔款、开口岸——哪一样不是从咱们身上割肉？”
    他划著名火柴，吸了一口，烟雾在祖厅里慢慢散开。
    “可你知道，为什么大家还供子弟读书、考科举？为什么你祖父拼了一辈子，我拼了一辈子，就是要把你供出来？”
    启超没答话。
    梁宝瑛指了指祖厅四壁，指了指供著的祖宗牌位：“因为咱们不是那新会陈氏旁支的陈兆荣。陈九是渔民出身，又早早把整个家族都迁移到洋外。
    他光脚不怕穿鞋的。他败了，大不了退回海里，退回洋外。
    咱们呢？咱们有祖宗留下的这点田產，有族里的老老小小，有这茶坑村几百年的根基——败了，往哪儿退？”
    他盯著儿子的眼睛：“你以为士绅是什么？
    是有功名的人？是读书人？是——我告诉你，士绅是朝廷和百姓中间的那层皮。朝廷管不到的地方，咱们管；百姓有话说不出的，咱们替他们说；赋税收多了，咱们出面去爭；洋人欺到头上了，咱们组织团练去挡——可有一条，咱们轻易不能造反。”
    他吸了口烟，声音沉得像从地底下冒出来：“因为造反，就把这层皮撕破了。
    皮一破，那就真乱了。乱了，真正吃亏的是谁？不是那些泥腿子，不是那些流民！是咱们这些有家业要守的人。”
    “你是说……”启超慢慢开口，“士绅怕乱？”
    “怕。”梁宝瑛答得乾脆，“比怕洋人还怕，比怕换个皇帝还怕。洋人来了，朝廷来了，顶多要钱要地，还能谈，还能忍，祖祖辈辈扎根在这里，总能起来。
    乱起来，那就什么都没了。长毛闹的那十几年，你没赶上，我听你祖父说过——那才叫真正的怕。
    田没人种，屋没人住，见人就杀，士绅杀得七零八落，读书人提著脑袋东躲西藏，死了连个埋的地方都没有。一大家子，死无葬身之地，那是灭种啊....”
    他掐灭了烟，把菸袋搁在桌上。
    “你问我为什么还要让你去考科举？你以为我是图那点俸禄？图那顶乌纱？”
    他苦笑了一下：“启超，你记住——大清这棵树，根早就烂了，可咱们士绅，是靠著这棵树长的藤。树倒了，藤往哪儿爬？”
    他站起来，走到祖宗牌位前，背对著儿子。
    “你祖父临死前，拉著我的手说，宝瑛，咱们梁家，十世为农，到你祖父这一辈才算有了功名。这不是咱们家有多了不起，是这条路太难走了，一步走错，就跌回泥里去。
    你要记住，让子弟读书，不是为了做官，是为了保家守业，是为了在地方能说话，能掌权，能罩得到家里。哪怕是条烂路，也比没路强。哪怕是个摇摇欲坠的朝廷，也比没有强！”
    他转过身，看著儿子：“你以为我看不出朝廷不行了？你以为我没想过，这大清还能撑几年？”
    “可咱们能怎么办？跟著陈九去造反？他那一套，成得了事吗？谁知道？咱们敢赌吗？
    就算成了，他那一套，能用咱们这些旧读书人吗？跪得不够快，怕是头一个要杀的，就是咱们。”
    他慢慢走回椅子边，坐下，整个人像老了好几岁。
    “你以为，咱们新会人，家家户户，谁不知道陈九是谁？”
    ............
    他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，才继续说下去。
    “陈兆荣这个人，我见过。”他说。
    启超猛地抬起头。
    “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。”
    梁宝瑛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，“那时候，我去县里办事，在江门渡口见过他一面。”
    他回忆著，眼睛眯起来：“十来岁，不高，黑，看著跟个普通苦力没什么两样。可他腰里別著刀。那时候广东乱，土匪多，可他带著四个毛头小伙子往那儿一站，没人敢靠近他三步之內。”
    “他求人办事，我站在边上听了两句，那时候茶马镇那一支陈氏的日子很不好过，他想在江门渡口寻个活计，我当时看不过去，还在旁边说了几句。”
    梁宝瑛转过头，“他叔公的事在新会县闹得很大，可新会这些大户大都不感他们那一支的情，为什么？因为走得太近，有杀身之祸。”
    “短短二十多年，谁能知道他能走到今天？原本他们家，也算是这县里有名望的.....起起落落，谁又看得准？”
    梁启超若有所思。
    “现如今，有人骂他，说他是海盗，发的都是不义之財。可更多的人，说的是——这人，有本事。”
    梁宝瑛的声音涩涩的，“能让洋人怕他，能让南洋的土王敬他，能把生意做到那么大，能把枪炮船舰养起来，这不是本事是什么？”
    启超听得入神，一时忘了说话。
    “可你知不知道，”梁宝瑛话锋一转，声音忽然沉下来，“他后来名声越来越大，广州城里来了陆续来了好几拨人？”
    启超心中一动。
    “最开始那几个人，说是两广总督衙门的人，来新会访查民情。
    可他们问的，全是陈九的事。
    他的祖宅在哪，他还有什么亲戚，他的人回来跟谁见过面，说过什么话。”
    梁宝瑛看著他，“那时候你还小，你不知道。
    那几个月，整个新会县的士绅，没有一个敢议论陈九。
    祠堂里的族老，专门开了会，让所有人都把嘴闭上。谁敢在外头说认识陈九，谁就是给全族招祸。”
    他顿了顿，声音压得更低：“你以为，这些年新会人没有投奔他的？可为什么没人提？因为广州那边，一直有人在盯著。
    陈九占马尾那年，新会县来了一队绿营兵，说是巡防，在县城里住了三个月。
    那三个月，知县大人每天晚上都要去拜会那几个带兵的，递上去的名册，写满了新会所有有功名的人的名字。”
    启超听得脊背发凉。
    “陈九再能，那是他的事。咱们跟他不沾亲，不带故，他风光也好，败亡也好，都跟咱们没关係。”
    他停住，看著儿子。
    梁启超一直低头沉默，
    梁宝瑛没吭声，一直等著他开口。
    “咱们新会人，真的就愿意，一辈子这么——忍著吗？”
    梁宝瑛沉默了很久。
    然后他站起身，走到祖宗的牌位前，拿起三炷香，在烛火上点著，恭恭敬敬地插进香炉里。
    “你知道新会这地方，出过多少人，漂洋过海，去南洋，去金山，去所有能活命的地方？”
    ”你又知道谁家里在他那里安插了子侄辈？”
    “咱们这儿，地少人多，活不下去。
    不走，就得饿死。可走了，朝廷不认你。你在外头挣再多钱，置再多產业，只要没功名，你就还是流民，是弃民。”
    梁宝瑛转过身来，看著儿子，“陈九为什么养兵？为什么占地盘？谁人心里不清楚？他將来是要打回来的，整个新会县的人不吭气，你知道谁会给他带路，谁又会给清廷告密？”
    他走近几步，站在儿子面前，目光定定的。
    他说，“你是举人。你若能中了进士，做了官，你就是朝廷的人。你站在朝堂上，说话有人听，做事有人帮。那时候，你若还想做什么，才有分量。”
    ………………
    “这些年，我夜里睡不著的时候，常想一件事。”
    他说，“咱们士绅，到底是什么人？说是朝廷的人吧，朝廷从来没真把咱们当自己人——顺治年间的奏销案，康熙年间的哭庙案，杀的就是咱们这样的人。说是百姓的人吧，可吃的穿的，又都是祖宗留下的田產，是百姓交的租，到了长毛作乱，杀得还是咱们这样的人。”
    他看著儿子：“两头都不靠，可两头都得靠。这就是士绅的命。”
    启超听著，心里有什么东西在翻涌。
    “父亲……”
    “你听我说完。”梁宝瑛摆摆手，“我让你去考科举，让你去做官，不是指望你封侯拜相，光宗耀祖——当然，真有那一天也好，可我心里真正指望的，是你到了那个位置上，能给咱们，多留一条路。”
    他指了指门外：“將来不管是谁坐天下，是皇上还是首相，是朝廷还是別的什么，甚至哪怕是那个陈九，咱们得让人家用得上。用得上，就能活下去。活不下去，那就什么都没了。”
    他盯著儿子的眼睛：“你懂我的意思吗？”
    启超沉默了一会儿，缓缓点头。
    “懂。父亲的意思是——爬上去，占住权，守。”
    “守。”梁宝瑛点点头，“守祖宗留下的这点根基，守读书人这条路，守著，等。”
    “等什么？”启超问。
    梁宝瑛没答，目光又落在天井里那片斜阳上。
    “等你想明白，到底该怎么走。”
    他轻声说，“儿子，你比我有出息，比我们这辈人都聪明。可聪明人，容易走得太快，死在路上，给后人点灯。
    有时候，走慢一点，等等后边的人，等等那些跟不上的人，反而能走得更远。”
    他站起来，拍了拍儿子的肩膀。
    “去吧。收拾收拾，明天卯时，船在江门等你。”
    启超站起来，朝父亲深施一礼，转身往后院走去。
    走到门口，他忽然停住，回过头。
    “父亲，您刚才说——士绅是朝廷和百姓中间的那层皮。那要是，朝廷不在了呢？”
    梁宝瑛愣了一下。
    祖厅里静了很久。
    “那就……”
    他慢慢开口，隨后又闭上嘴，“等你做了官，或许你就懂了。”
    梁宝瑛摆摆手：“去吧。”
    供桌上的香，燃尽了最后一缕青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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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二月的北京，风沙犹带寒意。
    梁启超站在宣武门外一家拥挤的会馆院子里，仰头望著灰濛濛的天，长长地吁出一口气。
    会试放榜了。
    他没有中。
    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会试。
    十七岁中举，乡试第八名，主考官李端棻对他青眼有加，甚至將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他——一切都顺遂得如同戏文里的才子佳人故事。他以为进京会试不过是走个过场，金榜题名，衣锦还乡，人生本该如此。
    然而落第的结局，像一记闷棍。
    “莫在风里站著啦。”
    同乡的举子从屋里探出头来，“仔细吹坏了身子。”
    梁启超勉强笑了笑，转身进屋。
    屋里炭盆烧得正旺，几个广东同乡围著火盆閒话，见他进来，都知趣地避开了话题。梁启超在角落坐下，从行囊里摸出一本书，是临行前在广州书坊隨手买的《瀛寰志略》。
    “地形如球，以周天度数分经纬线纵横画之……”
    泰西人分为四土，曰亚细亚、曰欧罗巴、曰阿非利加、曰亚墨利加……五大洲，数十国，有英吉利，有法兰西，有美利坚，有俄罗斯。那些陌生的国名像星星一样在他眼前闪烁。
    “这书有趣？”同乡凑过来看了一眼，嗤笑道，“不过是夷人的玩意儿，看它作甚。卓如，你还是专心温习，三年后再战，何愁不中？”
    梁启超没有答话。他继续翻著书页，
    看著看著，会试落榜的失落，在这一刻忽然淡了许多。
    三月初，梁启超收拾行囊，踏上了南归之路。
    马车轆轆驶出永定门，他回头望了一眼北京城的轮廓。
    这座古老的帝都，他还会再来的。
    ..................
    舟车劳顿，半月后抵达上海。
    这是梁启超第一次到上海。
    他本打算歇脚两日便换船回粤，谁知一脚踏入租界，便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。
    这里有太多洋人，有太多新奇的东西，连街上的苦力都和別处不一样。
    这座站在洋务浪头的城市，跟广东、跟新会、跟北京，都有太多的不一样。
    在这里，《公报》是禁不住的，甚至还有英文版，租界里隨处都能买到。
    在这里，会党是堂而皇之满大街走的，甚至满脸都是自豪，见了洋人也不让，老百姓也不躲。
    在这里，租界有两条街是陈氏的，开满了各色商號，里面琳琅满目都是南洋的、美国的商品。
    那是笔直的大街，比他见过的任何街道都宽，甚至上海也是，
    路面压得平平整整，两边是两层、三层的洋楼，红砖清水墙，窗户又高又大，玻璃擦得亮晶晶的，朝阳照上去，反著金灿灿的光。
    街上走著形形色色的人，有穿长衫的，有穿西装的，有缠头的印度人，还有几个金髮碧眼的外国女人撑著阳伞走过去。
    他沿著街往前走，越走越觉得恍惚。
    街边的店铺一间接一间，招牌上的字他都认得，可那些字凑在一起，却让他觉得陌生。
    南洋菸草公司，煤油代理，暹罗大米，金山稻米，金山橙。
    有一家铺子门口堆著一袋袋糖，伙计正在拆包，那糖比广东本地的土糖细得多。
    旁边一家铺子卖的是煤油，铁皮桶码得整整齐齐，桶上印著洋文，门口蹲著一只硕大的铁皮油桶，漆成红色。
    再往前走，一间铺子，橱窗里摆著各色花花绿绿的铁盒、纸盒，盒子上印著穿洋装的女人和古怪的字母。一个穿著长衫的伙计站在门口，手里拿著一支白色的细棍子，正递给一个穿西装的客人。那客人接过来，划了根火柴，点著了，放进嘴里，吸了一口，白色的烟雾从鼻孔里冒出来。
    香菸。
    梁启超在《公报》上读过介绍，说是美国人发明的新奇玩意儿，一根纸卷的菸丝。
    他继续往前走，人群越来越密。有挑著担子卖吃食的，有推著独轮车送货的，有赶著马车经过的。街边还有卖水果的摊子，摆著些他没见过的东西——表皮疙疙瘩瘩的，伙计说是美国来的番荔枝，还有一串串黄澄澄的、比香蕉小得多、甜得发腻的果子，说是吕宋蕉。
    除了这些，还有美国人的“老虎牌”煤油灯、吕宋雪茄、夏威夷菠萝罐头，品类繁多，样样生意都很好。
    走著走著，眼前豁然开朗。
    一条宽阔的江面横在面前，江水黄浊，对岸是稀疏的田野和村庄。可近处这一边，却是另一番天地——码头用大块条石砌成，宽得能並排跑好几辆马车，泊著一溜儿大大小小的轮船，烟囱里冒著黑烟。
    码头上堆满了货包，有麻袋的、有木箱的、有铁桶的，成百上千个脚夫像蚂蚁一样穿梭搬运。
    最引人注目的，是码头边立著的那座大楼。
    三层高，红砖墙，白色的石雕装饰，尖尖的屋顶，窗户上头还雕著花儿。正门上方，鐫著六个大字，
    中华通商银行。
    梁启超站在楼前，仰著头看了好一会儿。
    这楼比他在广州见过的十三行还气派。门口站著几个穿制服的洋人守卫，进进出出的人，有穿长衫的商人，有穿西装的外国人，还有几个穿短打的伙计抱著帐本匆匆而过。门一开一合，里面透出暖黄的灯光，能看见里头的大理石地面和高高的柜檯。
    他忽然想起父亲的话。
    "咱们士绅，是朝廷和百姓中间的那层皮。"
    可这里呢？
    这里似乎看不到什么朝廷的痕跡，可是一切都有章程，一切都有规矩。
    他在码头边站了很久，
    一个念头忽然钻进脑子里，怎么赶也赶不走——
    父亲说，士绅得守著，等那条路。
    可要是，这世上本来就有另一条路呢？
    不是朝廷的路，不是洋人的路，不是老旧的路，是別人已经蹚出来、正在走的路。
    那个渔民的儿子，那个新会县秘而不宣却大名鼎鼎的人，让洋人害怕的人。他在这儿，盖了楼，开了银行，有了自己的街道，码头，自己的巡捕，自己的百姓。
    这算什么呢？
    不算朝廷的，不算洋人的，那算什么？
    梁启超不知道。
    可他知道一件事——
    他想进去看看。
    数日后，他登上南下的轮船。
    船行海上，浪涛拍打著船舷。梁启超站在甲板上，望著茫茫大海，
    此行是去拜访康有为。
    那是他常听身边的举子说起过的。
    有人说康有为是个狂生，敢向皇帝上书言事，请求变法；有人说他学问渊博，贯通中西，讲学很有名堂。
    船头劈开浪花，向著广州驶去。
    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    广州，云衢书屋。
    康有为正伏案疾书，案头堆满了文稿。那是他正在撰写的《新学偽经考》，他要证明，那些被歷代奉为经典的古文经，全是刘歆偽造的贗品。
    门外传来脚步声。康有为头也不抬，依旧奋笔疾书。
    “先生，有客来访。”弟子陈千秋在门外稟道。
    “何人？”
    “是学海堂的梁启超，梁卓如。他听我说起先生的学问，想来拜见。”
    康有为搁下笔，抬起头来。梁启超这个名字，他听说过——十七岁中举，岭南神童，学海堂的高材生，四季大考皆第一。
    “请。”
    梁启超走进书房时，看见的是一个浓眉大眼、气宇轩昂的中年人。康有为不过三十二岁，但眉宇间自有一股睥睨天下的气概，让人望而生畏。
    梁启超依照礼数，恭敬地作了一揖。他本是自负之人，但在这人面前，不知为何竟有些忐忑。
    “先生……”
    “坐。”康有为指了指对面的椅子，目光灼灼地盯著他，“千秋说你从京师回来？会试如何？”
    梁启超苦笑：“落第了。”
    “落第？”康有为忽然笑了，“落第好啊。”
    梁启超一愣。
    “你中了举人，便以为学问到家了？”
    康有为的语气毫不客气，“你在学海堂学的那些，是什么东西？训詁考据，词章义理，三百年来，那些所谓的经学大师，除了在故纸堆里打转，还做过什么有用的事？”
    梁启超脸色微变。
    他十五岁入学海堂，数年苦读，四季大考皆第一，引以为傲的学问，竟被这人说得一文不值。
    康有为却不理会他的神情，自顾自地说下去：“天下大势，你可知晓？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，不过三十年前的事；日本人明治维新，二十年间便强盛起来，虎视眈眈，更不要提俄国人，法国人狼子野心——这些，你在学海堂可曾学过？”
    梁启超默然。
    “你读过西书吗？”
    “此番途经上海，买了些……”
    康有为打断他，“江南製造局译的那些书，声光化电，各国史志，你可读过？”
    梁启超摇头。
    康有为站起身，在屋里来回踱步：“你们这些举人进士，十年寒窗，读的都是些没用的书。八股文做得好，便能做官；做了官，便以为自己真有学问。殊不知天下早已变了，中国处在四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——英西，日东，法南，俄北，陈逆，五强邻之中，岌岌哉！
    你们还抱著那些故纸堆，以为天不变道亦不变，岂非笑话！”
    康有为继续说道：“你可知道，日本何以强？明治天皇废藩置县，开设议会，兴办实业，派出留学生，翻译西书——不过二十年，便有今日。我中国呢？同光中兴，办洋务，造轮船，设电报，练新军，可有用？一打起来，还不是输得乾乾净净？”
    梁启超终於开口：“先生的意思是……”
    “变法！”康有为站定，目光如炬，“非变法不能图存，非变法不能自强！我之前游歷香港，便知西人治国有法度，不得以夷狄视之。我上京应试，曾上万言书，请求皇上变法——可惜被顽固派阻挠，未能上达。但我不死心，我还会再上书，直到皇上肯听为止！”
    他转向梁启超：“你年纪轻轻，又中了举人，前程正好。但你告诉我，你想做那种只知八股、浑噩度日的官员，还是想做一番真正有益於天下的事？”
    梁启超嘴唇微动，却说不出话来。
    这一番话，从辰时说到酉时，整整十个时辰。梁启超离开云衢书屋时，天色已黑。
    陈千秋送他出来，在门口问：“卓如，如何？”
    梁启超没有回答。他走在广州城的石板路上，脚步虚浮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    回到住处，他与陈千秋对坐，整夜无眠。
    “先生之学，真是……”他对陈千秋说，不知如何形容。
    今日所见的康有为，意气风发。
    他三十出头，自称“长素”——长於素王，比孔子还要高明。
    他给弟子们起的那些狂妄的名號，虽然惹人非议，却也傲气非常，天上地下，唯我独尊。
    今日交谈，他认定光绪皇帝是明君，认定只要皇上掌权，变法就能成功，非常坚定“保皇”的立场。
    梁启超十分犹豫，连著几天没有出门，把在租界买的《公报》仔仔细细又读了一遍。
    又过了几日，他不辞而別，买了一张去香港的船票。
    总是要去看看的。